20世纪90年代，冷战刚刚结束，国际和地区格局处于重大转型时期。以亚太经合组织(APEC)和东盟地区论坛(ARF)两大地区组织为主要平台的亚太地区合作的兴起，无疑为新时期国际关系调整和地区政治经济秩序的重构发挥着积极的影响力。 一、亚太地区合作与国际关系的调整 由于国际社会的主要行为体是主权国家，多边合作的主要任务是维护与促进每个国家的生存、安全与发展。在亚太地区开展多边合作，首要和关键的问题是处理好大国之间的关系。 亚太地区是美、日、中、俄等大国势力纵横交错的地方。冷战时期，它们之间有的是敌对关系，如俄罗斯的前身苏联和美国是东西方两大阵营的领袖和全球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有的是盟友，如美国和日本；有的是战略伙伴，如20世纪70～80年代中国与美国。冷战结束以后，亚太地区的大国关系处于不稳定和不明朗的状态。冷战结束在亚太地区并没有出现像欧洲那样“一边倒”的政治巨变，而是在相当程度上维持了冷战时期的地缘政治格局。首先，中国、越南和朝鲜等社会主义国家仍然屹立在亚洲的东方；其次，大量冷战后遗症和安全热点并没有消退。例如，中国大陆与台湾的政治对立仍然持续；朝鲜南北分裂依旧；围绕南海领土主权和海洋资源的多国竞争进一步加剧等等。这些问题构成了亚太地区未来国际关系格局的隐患和变数。鉴于几乎所有这些重大的地区安 全问题无不直接或间接地牵涉到大国的切身利益和态度。在亚太地区开展卓有成效的对 话与合作，有助于缓解各种紧张局势，创建一种良性的大国关系模式。 在安全合作方面，1994年正式开始运作的东盟地区论坛是由东盟国家利用冷战结束大国竞争出现短暂的空隙时期建立起来的。东盟地区论坛的目标，在很大程度上带有“拖住美国、扶植日本、约束和改造中国，并让俄罗斯建设性地参与地区多边安全合作进程”的大国平衡战略意图。[1]在东盟地区论坛的发展进程中，虽然东盟中小国家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论坛得以建立和发挥作用在根本上取决于大国的合作意愿和参与程度。上述四大国由于担心它们在实现各自战略目标的过程中发生直接碰撞，愿意利用东盟地区论坛作为相互间安全关系的“润滑剂”，同时也可以牵制对方的影响。[2](P235)东盟地区论坛通过不同层次、不同形式的活动，成员国代表可以进行直接的接触，了解对方对安全问题的立场和观点，这对大家都很有意义。中国以积极的姿态参与东盟地区论坛多边安全合作，阐述自己的和平外交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外界部分人士对中国崛起的担忧，从而增进了中国与地区各国的信任和相互关系，优化了中国的周边安全环境，提升了中国在国际社会的正面形象；日本参与东盟地区论坛安全合作对话，有利于开拓它的岛国胸怀，学会与亚洲邻国平等友好相处。同时，日本以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新秩序的建设，取信于国际社会；俄罗斯作为前苏联的主要继承者和核大国，通过与东盟地区论坛等多边安全组织的对话，建设性地参与到亚太地区事务中来。美国作为目前唯一的全球超级大国和亚太地区最大的权力中心，希望促成亚太地区多边安全机制建立 ，以此作为对它现有联盟关系的一种有益的补充。而亚洲国家可以通过让美国参与地区 多边安全对话活动，借助集体的力量制约它的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政策。由于东盟地区 论坛作为“东盟方式”的一种扩展形式，采取了“求同存异”、“先易后难”、“循序 渐进”的方法，避免一开始就触及地区敏感问题，故“能够在较短时间内建成为亚太地 区一个成功的官方多边安全框架，成为地区大国进行外交接触便利的场所。”[3](P57) 在经济合作方面，成立于1989年11月的APEC(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是目前亚太地区最大的经济合作平台。尽管在其主要议程中，没有将政治和安全问题列入，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在一定程度上，APEC发挥着“准政治对话”(paradoxical apolitical political dialogue)功能。[4](P117)特别是由于东盟地区论坛没有领导人会晤机制，而APEC是亚太地区唯一设有年度领导人会议的组织。APEC系列会议，特别是高官会议、双部长会议和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成为了亚太地区多边外交的一道最耀眼的风景线。同其他国际组织一样，APEC也具有“多边搭台，双边唱戏”的特点。在实践过程中，APEC为中美关系由冷战后期的“战略伙伴”到后冷战时期的“战略竞争对手”的转变提供了一个润滑渠道。作为亚太地区甚至当今世界最重要的一对双边关系，中国与美国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结构性矛盾，双方战略利益的严重异化，潜藏着很大的不稳定因素。根据结构现实主义的理论，中美关系实质上是一个崛起的社会主义大国与一个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之间的竞争、合作与相互适应的关系。(注：有关结构现实主义理论，请参阅[美]肯尼斯·华尔兹著、信强译、苏长和校：《国际政治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美国作为当今唯一的全球超级大国，其基本战略目标就是遏制任何对自己地位的挑战企图和行为，它把遏制中国的崛起作为其未来亚太安全战略的首要任务。而中美关系的许多不确定因素，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彼此缺乏正常的交流机制造成的，现实与便利的弥补措施就是通过多边渠道借助外力摆脱困境。APEC多边机制自1991年以来无疑起了促进中美两国沟通的重要桥梁作用。 同时，APEC进程为各成员国推行自己的外交政策提供了广阔舞台。通过主办一年一度的APEC系列活动和会议，东道国成为本年度亚太外交的关注点和中心。它们可以通过设 定活动日程，参与制订APEC各项重要的规则以及充当各方立场协调人而进行穿梭外交活 动，充分施展各自的外交技巧和能力。如1993年美国总统克林顿利用主办APEC年会机会 ，果断提高了APEC的规格，将APEC活动由部长层次提高到国家领导人最高级别，并在会 议期间提出了组建“新太平洋共同体”构想；在1994年的APEC会议中，印度尼西亚作为东道主，在设立APEC2010/2020年贸易自由化目标，协调东盟成员与美国、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成员立场差异方面曾经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日本在主办1995年APEC会议期间，在制订APEC行动议程、倡导APEC方式和推动经济技术合作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以其实际行动出色地完成了充当APEC东西方成员“协调人”的任务。当亚洲的许多成员经济 体正在从金融危机的打击下缓慢的复苏时，美国经济由于遭到恐怖袭击而陷入困境。中 国作为2001年APEC东道主，发挥了作为发展中大国的作用。促使会议发表了《北京倡议 》、《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反恐声明》，提出了开展经济技术合作的各项主张和措施， 同时又照顾了美国的利益。为了确保APEC的经济合作目标和主题不至于被政治突发事件 所干扰，中国果断促成了继续推进地区贸易自由化和便利化的《上海共识》。中国正是 通过成功举办2001年的APEC领导人会议，突显了大国外交的地位和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