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理性的“经济人假设”与政治市场——问题的提出 公共选择是一种把经济学运用于政治科学的理论。与经济学的方法论一样,公共选择理论的基本行为假设是:人是自利的、理性的、追求效用最大化的人。(注:Dennis C.Mueller,Public Choice Ⅱ,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9,1—2.)它 所展现的政治是个人、集团之间出于自利动机而进行的一系列交易过程,而政府只是在 个人相互作用基础上的一种制度安排,并不是我们所想像的一个抽象实体。正如布坎南 所说:“人是自利的,追求效用的最大化,在市场中是如此,在公共领域中也是如此。 当个人由市场中的买者或卖者转变为政治过程中的投票者、政治家、纳税人或官员时, 他们的品性不会发生变化。”(注:布坎南:《宪法经济学》,《经济学动态》1992年 第4期,第68—69页。)正是在这一基础上,公共选择理论把人类社会分成两个市场:一 个是经济市场,另一个是政治市场。 冷战后,经济市场呈全球化趋势,而政治世界也在向市场化演进。政治市场与经济市场密不可分。经济市场迎来了全球规模的竞争时代,如企业合并重组、IT产业形成、新产品开发、跨国公司形成、一国的价格超越过境横跨国际市场……政治市场也是如此。在日本,1993年以来的十年中,政党分化重组,新的政党不断涌现,社会党像“厚、重、长、大”传统产业一样走向衰退;新进党、民主党、新民主党等新的政党和新候选人不断涌现,犹如新工厂新产品的登场。公众在经济市场是消费者,在政治市场是有权者(选举权)。在成本收益明晰的经济市场,消费者是在比较各个企业以及各种产品的基础上决定自己的消费行动;在政治市场,政党好比企业,政策好比产品,选民也像在经济市场一样致力于明智的选择。 小选举区比例代表并立制的导入,使日本众议院议员选举从“派阀本位”向“政党政策本位”转换。2003年众议院议员选举是这一选举制度实施以来的第三次选举,也是第一次各党均推出选举纲领的选举,即各政党在“具有政策选择可能性”的框架下展开竞争。自民党追求的目标是再次当选,连选连任;民主党追求的目标是在选举中击败自民党而实现政权交替。这是两党制的一个基本点。从公共选择的视野来看,自民、民主两党追求政治支持的最大化,即选票的最大化;投票人参与选举的目的是为了通过参与政治而获得预期效用的最大化。政权选择的选举展现了“政治市场化”的过程。 自民党一党单独执政结束至今已经十年,除了短暂的细川政权之外,真正意义上的政权交替并没有发生。在1993年日本众议院议员选举中,自民党失败,一个非自民党的、以细川护熙为首相的七党联合政权产生。可是,细川改革的挫折对于政权交替寄予无限期望的国民来说,似乎是一盆冷水。自民党戏剧性地重返执政舞台,政权结构迅速从非自民的七党联合政权向以自民党为首的三党联合政权转换,联合政权结构经历了自民党、社会党、先驱新党→自民党、自由党、公明党→自民党、公明党、保守党的转换过程。1993年以来的十年中,始终没有产生一个能够代替自民党的执政党。 从英国两党制的经验来看,实现政权交替需要三个条件:第一,有选举纲领;第二,依业绩投票;第三,存在强大的在野党。用公共选择的方法研究2003年日本众议院议员选举,可依上述三个条件进行三个层面的研究:第一,两党竞争模型研究;第二,投票 者行动研究;第三,“政治景气循环”研究。 二、两党竞争模型:选举纲领与空间定点的“中间投票者”偏好 由政党循环、政权交替实现两党制目标,作为政党循环模式理论的一个要素是政党的选举纲领,它包括:(1)各政党的不同目标;(2)达成不同目标的不同政策;(3)不同政策的不同结果。
从具体的层面展开,选举纲领是指执政党在其任期内为了推进政权运营而制定的具体 的一揽子政策,它包括:(1)可以评估的具体政策目标,如数值目标、实施期限、程序 、手段以及达到这一政策目标所必须的财政预算;(2)政策实施的体制与结构;(3)政策 实现的日程表。而更重要的意义在于,选举纲领是执政党和在野党在“具有政策选择可 能性”的框架中,作为向竞争的政党体系转换的手段来使用的。2003年日本众议院议员 选举是第一次各党均推出选举纲领的选举。在自民党与民主党两大党对峙的竞争格局下 ,选举纲领能否成为向竞争的政党体系转换的手段,是实现两党制目标的关键。然而, 作为选举纲领的政策选择坐标,民主党并没有向选民提供一个区别于自民党的政策选择 体系。 按照唐斯(A.Domns)的两党竞争模式,在一维空间模式下,通过空间定点理论的“纳什均衡”概括出政党选举纲领的“中间投票者”偏好。例如在价格、质量一定的情况下,两个销售店的空间定位即销售区位变得异常重要。两个销售商都想突入对方销售店区位,从而获得该区位的一部分顾客。博弈的结果致使两个销售店的区位都定位于街的中心,从而达到均衡。这一均衡状态被称作“纳什均衡”。以两党制的空间定点理论作为视角,这又被称为“最小差别原则”。从政党与选民的关系来看,唐斯的两党竞争模型可归结为:在一维空间模式下,两大政党向“中间投票者”偏好的政策靠拢,从而达到政策差别的最小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