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对欧政策的政治传统与次大陆殖民地历史有一定的渊源关系,尽管从任何意义上说,当年的独立运动以及伴随而来的仇恨情结因时势的变迁早已荡然无存了,但殖民地历史所遗留的影响依然渗透着今日印度的各个领域,从议会民主政制到司法审判体系和精英教育模式,欧洲文化的深刻影响可以说随处可见。这构成了印度对欧政策的底蕴, 使印度在和欧洲打交道时比较地有自信,如瓦杰帕伊总理2002年10月出席在哥本哈根举 行的“第三次印度—欧盟工商高峰会议”时所宣称的,“支撑印度—欧盟伙伴关系的是 印度和欧盟间存在的一种基本的对称和某些核心的价值……正是这些政治价值促进了我 们的经济进步和社会发展。”(注:Address by Vajpayee at the 3rd India-EU Business Summit at Copenhagen,published by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India,March,2003,New Delhi.)尽管如此,印度对欧洲政策,或者更具体地说,是对欧 盟的政策,却存在着某种选择的可能性。 就印度而言,与欧盟打交道在政治上有两个层面。其一是印度作为一个崛起的大国, 与欧盟的关系是它的全球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是所谓世界政治多极化进程的一个环节 。印度认为印欧的历史传统关系可以发挥现实的作用,正在成长壮大的印度有资格也有 能力与欧盟这个超国家组织合作并互相支持,即瓦杰帕伊所称的“基本的对称”,谋求 成为世界政治中的“极”。其二是印度作为南亚地区居主导地位的大国,在考虑与欧盟的关系时可能也必须考虑到南亚的地区性合作组织的地位与作用。1985年成立的南亚地 区合作联盟(南盟)是南亚惟一的地区一体化组织,也是真正与欧盟对等的对话伙伴,但 迄今并无类似“亚欧会议”这样的机制。印度作为南盟的领袖国家,是否应领导南盟推 动与欧盟的关系,将此作为政策的优先考虑呢?或者由于南盟本身的合作进程缓慢,印 度无需考虑地区间的合作,而将重点放在自身的努力上,推进与欧盟的关系,以谋求实 现印度的战略目标。这在政策上似乎有选择的空间。本文拟从政治层面入手,分析印度 对欧政策的目标和影响。 印度的全球大国地位与对欧政策 印度的全球大国情结可谓渊源久远,是印度外交政策中最重要的政治传统之一,甚至可以追溯到印度独立前。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印度为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在亚洲的各种事务做出过重要的贡献,例如二战中英美空军曾利用印度的空军基地飞越喜马拉雅山进入中国战场。这些历史事实使得早在独立前,印度民族主义领袖便对印度应获得大国地位这一点深信不疑。而且,作为第一个从欧洲殖民主义统治中解放出来的亚洲国家,印度又具有某种天然的责任感,要成为亚洲的领袖和全球大国,这在尼赫鲁早期的演讲、著作和外交活动中表露无遗。但印度的实际国力与希望达到的目标存在着很大的距离,有学者认为“印度寻求大国地位的努力是在1998年的核试验后才获得实质性意义的”(注:Balder Raj Nayar & T.V.Paul,India in the World Order,Chapter 1:Introducti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Cambridge,UK,2003.),这也从某种意义 上解释了核试得到印度国内广泛支持的原因。 印度以有核国家的身份进入世界大国体系面临着一些重要问题。例如,印度进入大国体系的努力与现存的国际体系是否存在着冲突?如果存在的话,冲突的根源是什么?欧盟作为西方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现存国际体系的核心,也是印度谋求大国地位进程中必须打交道的对象。欧盟主要国家虽然并无美国这样的重要地位,但对印度来说,无论在政治、经济还是军事方面都有着无可替代的地位。印度核试后面临西方国家的普遍制裁,标志着印度的努力与国际体系是有冲突的,印度极力主张的价值认同和传统关系并没有起到印度所期望的作用。因此,排除印度在迈向大国进程中面临的障碍成为了印度对欧政策的政治基础。从现实主义的角度审视,印度不可避免地把西方对它的制裁看作现存的国际体系要阻止印度成为世界大国。美国学者乔治·里斯卡认为,大国要阻止企 图获得大国地位的国家的崛起,采取的政策通常有三种,即“遏制、卫星化和妥协和解 ”(注:George Liska,“The Third World:Regional Systems and Global Order”,in Robert E.Osgood (eds.),Retreat from Empire,Baltimore,MD,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73,p.326.),而西方的制裁政策正是遏制的十足体现。印度所要 努力去做的就是使这种遏制政策转化为妥协和解政策,其中欧盟的态度具有相当重要的 意义,而印度对欧盟的政策则既要利用印欧的传统关系,也要使欧盟充分意识到印度的 现实地位。 印度的现实地位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国际政治中算不上是一个重要因素,这既包含 了印苏关系中印度地位“卫星化”的现实,也反映了印度经济成长缓慢、国力乏善可陈的事实。但冷战结束后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印度审时度势,抛弃了所谓的混合经济 模式,走上了经济改革的道路,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使国民经济发展呈现出新的态势,特别是在信息产业及一些高科技领域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绩;在军事上,印度的预算 开支比重在世界诸大国中是比较大的,已成为先进常规武器的最大买主之一,而发展战 略威慑力量更是印度政治精英关注的焦点。这些都引起了西方的注意。基辛格早在1994 年就预言21世纪的国际体系将为包括印度在内的六个大国所主宰。亨廷顿则认为在今后 10年“印度可能进入经济快速成长时期,从而成为影响世界事务的有力争夺者”(注:Kissinger,Diplomacy,New York:Simon & Schuster,1994,p.23—24;Huntington,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New York:Simon & Schuster,1996,p.121.)。挪威学者约翰·加尔顿则指出,印度和欧盟都处在向超级大 国发展的道路上(注:Johan Galtung,“On the Way to Superpower Status:India and the EC Compared”,Futures,24,November 1992.)。1998年印度决然走上核开发道路 ,为这些预言做了最好的注脚,使西方警觉地意识到有可能产生一个新的挑战者。西方 认为印度的崛起是有一些硬指标的,如世界第二大人口,第四大军队,以购买力平价计 算的第四大经济体,第八大制造业,仅次于美国的高科技人才资源等。印度的发展潜力 是加入世界大国行列的物质基础,但西方没有把握的是印度将以何种方式加入。印度与 巴基斯坦的传统冲突表明印度在事关自身重大利益的问题上有使用武力的倾向,那么发 展战略核威慑力量以取得世界大国地位的目标又蕴涵着什么意义呢?尽管印度总是标榜 其对欧政策的政治取向一致,但欧洲大国在冷战后似乎并不以意识形态划线,因此并不 认可印度打破核垄断的努力,而认为印度挑战现存国际体系的阴影是存在的。这与西方 对中国的崛起抱有的怀疑在性质上是类似的,从而构成了印度与西方冲突的根源,其中 欧盟是重要的一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