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结束后，世界政治形势在全球化运动的推动下，在新的世纪里逐渐形成了“一超多强”新格局。虽然目前美国为建立新的世界霸权体系，一意孤行地推行“单边主义”的外交政策，使得国际机制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很大的制约，但是以欧盟、中国、俄罗斯为代表的政治力量，正在围绕着国际机制和国际组织的功能性作用，不断地推动 着世界政治经济朝着多极化的方向发展。与此同时，因经济全球化而导致的各国之间日 渐紧密的相互依赖联系，也使得美国在许多方面不得不寻求开展国际合作以取得对其行 动的支持。国际制度正在成为维护世界和平的一种新工具。由于国际社会行为体的基本 活动仍然处于无政府的状态之下，因此各国尤其是大国追求相对利益的行为，作为国际 社会中的一种常态，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国际制度作用的发挥。目前国际制度与大国之 间的关系，正游离于合作与背离之间的一种折中的状态。 一、国际制度与中美俄三国关系的关联性 基欧汉认为，国际制度是持久的、相互联系的正式和非正式规则，这些行为规则规定行为角色、限制行动并塑造预期。(注：Robert Keohane,“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Can Interdependence Work?”,Foreign Policy,Washington,Spring 19 98.)他从狭义的规则的角度出发，认为国际制度应该是一种限制和约束行为体行为的制 度，其目的在于为行为体实现预期目标提供服务。而苏长河则从广义的角度出发，他认 为，国际制度包括为相关国家所接受和遵守的多边公约、国际机制和作为准则和规则正 式安排的国际组织。(注：苏长河：“中国与国际制度”，《世界经济与政治》，2002 年第10期。)从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多极化运动的发展进程来看，苏长河对国际制度的认 识，无疑要比基欧汉的认识更为准确。因为他明确地指出了国际制度发挥作用的范围和 能够约束行为体行为的结构规范。这同我们今天所理解的国际制度是吻合的。但是，以 上两种认识都是从限制、约束以及为行为体提供目标预期的方面来规定国际制度的作用 。这一点并不完全符合我们今天对国际制度作用的认识，至少它遗漏了国际制度不仅能 够使得制度成员国家更具有国际责任感，(注：秦亚青：“多边主义研究：理论与方法 ”，《世界经济与政治》，2001年第10期。)而且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行为体开展 新的合作。国际制度的执行实际上是一种集体行动，它只有在多个行为体的互动中才能 够得以实现。而国际制度最主要的功能则是“制度通过降低达成和实施协议成本，能够 使国家以相互获益的方式进行合作”(注：Robert Keohane,“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Can Interdependence Work?”,Foreign Policy,Washington,Spring 19 98.)。作为冷战后世界新格局中的三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国、美国、俄罗斯之间的相 互关系，是决定当今世界整体局势是否稳定的主要力量之一。(注：目前关于世界新格 局的力量组成，国际关系理论中比较趋同的一种认识是，美国、欧盟、俄罗斯、中国和 日本是冷战后世界政治力量中的五个重要组成部分。基辛格也认为，在冷战后的世界里 美国在世界上“不再占有支配地位”，世界“出现了五个或六个相差不多的力量中心” 。Heruy A.Kissinger,“World Must Turn to Post-Cold War Era”,China Daily,January 18，1993.)由于中美俄之间的关系不是一种简单意义上的三角关系，它对国际 制度的遵守更多的是在双边关系的基础上进行的，即中美、中俄、俄美之间双边关系的 发展方向，才是决定三个大国之间关系正常与否的关键，所以国际制度对中美俄三边关 系的影响力主要是由双边关系来体现。由于篇幅所限，本文考察的对象将主要集中在国 际制度下的中美俄三边关系和双边关系的发展，对于国际制度以外的各国间的双边关系 ，例如中美之间的台湾问题、俄美之间的北约东扩问题等，将不作为本文研究的重点。 联合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制度性国际组织，中美俄三国对它的尊重是国际社会稳定的基 石。在联合国机制的框架下，目前能够对中美两国关系产生影响的国际制度、条约以及 协定有：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核不扩散条约、防止大规模杀 伤性武器条约、打击国际恐怖主义协定以及人权机制等；能够影响中俄两国关系的国际 制度和条约有：上海合作组织、《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能够影响俄美关系的国际 制度和条约有：人权机制、军控机制以及打击国际恐怖主义协定、消除大规模杀伤性武 器条约等。其中，打击国际恐怖主义、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是目前中美俄三 国关系中国际合作的共同点。由于国际制度是重在“关于规则的游戏”(games about rules)而不是“遵守规则的游戏”(games under rules)，因此它至少应该有两种角色 ：一是作为国际进程的核心变量；一是作为界定结构的国家能力的因素之一。(注：李 怀义：“冷战后国际系统结构的判定”，《国际论坛》，2001年第5期。)作为界定国际 社会结构的国家能力的一种因素，国际制度在引导中美俄三国开展合作的过程中，常常 会因为各国为追求自我利益的机会主义行为，而出现行为体背离国际制度的现象。其中 ，美国违反国际制度的现象最为严重。例如在伊拉克重建事宜方面，美国为维护其在伊 的既得利益，置联合国安理会于不顾，不顾法、德、俄和中国的坚决反对，执意维护对 战后伊拉克的控制权，在国际社会中顽固地实行“单边主义”的外交政策就十分的典型 。因此，在谈到中美俄三边关系同国际制度的关系时，美国国内的部分舆论也认为“国 际制度可以使美国对外政策具有较大的自律性，许多批评美国对外政策的人都认为美国 在对外政策方面需要更加自律”(注：Robert Keohane and Joseph Nye,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3rd ed.New York:Long man.2001.p.71.)。 当然中美俄三国在联合国机制和其他国际制度的框架下，以国际制度为导向开展合作的案例也很多。行为体对国际制度的背离，只是三方外交关系中的一个方面。 二、中美、美俄间的利益矛盾 国际制度的确立是以多边主义外交政策的实施为基础的。由于多边外交是一个复杂的 过程，它既与双边外交相辅相成，又常常与双边外交交织在一起，多边外交常常伴随着 双边外交，同时多边外交又总是对双边外交产生影响。(注：钱文荣：“关于多边主义 、多边外交的几点理论和政策思考”，《世界经济与政治》，2001年第10期。)因此， 行为体在国际制度下开展互动合作的时候，各国因双边关系产生出的矛盾，必然会影响 到多边外交关系的发展。而国际制度对行为体的约束力，也必将会随着双边外交对多边 外交关系的影响而减弱。目前在中美俄三边关系的发展中，中美、中俄、俄美双边关系 中存在着的利益矛盾，是影响国际制度推动中美俄关系进一步发展的主要障碍。由于中 俄美三国实力的不均衡性，因此本文讨论的重点将主要集中在拥有主动权的美国政府对 国际制度的违反和滥用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