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非传统安全威胁的不断强化，国内学术界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关注得到显著加强，并围绕非传统安全研究的意义、历史演变、产生根源、非传统安全区别于传统安全的 内涵和特点等问题提出了中国学者的观点，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注：近期发表的以“ 非传统安全”为题的代表性文献可参见：王逸舟：《SARS与非传统安全》，http://www .iwep.org.cn/zhengzhi/SARSyufeichuantonganquan-wangyizhou.htm；陆忠伟主编： 《非传统安全论》，北京：时事出版社，2003年版；俞晓秋主持，李伟、张运成、方金 英、翟坤参加的关于非传统安全的学术对话：《非传统安全论析》，载《现代国际关系 》，2003年第5期；徐坚：《非传统安全问题与国际安全合作》，载《当代亚太》，200 3年第3期，等等。从国内综合研究的成果来看，尽管没有产生以“非传统安全”作为学 术研究话语的学术专著，但却产生了对非传统安全所涉内容进行综合研究的成果，如王 逸舟主编的《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安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对生态安全 、经济安全、金融安全、资源安全、恐怖主义、毒品泛滥、难民问题的专门研究都属于 非传统安全研究的内容。蔡拓等完成的《全球问题与当代国际关系》(天津：天津人民 出版社，2002年版)也对南北问题、环境问题、资源与人口问题、难民问题、人权问题 、毒品问题、恐怖主义、艾滋病问题、信息安全等非传统安全问题对国际关系的影响进 行了研究。而蔡拓更早的著作《当代全球问题》(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也 应在此之列。)但是同国外的研究相比较，我国学术界对非传统安全的研究同整个国际 关系理论研究具有相同的特点，即理论架构和范式的缺失。因此，本文拟对西方国际关 系理论关于非传统安全研究的理论渊源进行分析，希求能对国内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有 所启示。 从二战结束到20世纪60年代末期，现实主义构成了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主流，与此相对应，西方的安全研究也主要以“战略研究”即军事安全作为研究的重点。经典现实主义的安全研究主要集中于“国家安全”这一战略层面，基欧汉和奈曾就美国外交的国家安全诉求指出：“‘国家安全’的辞令被用来证明他们所制定的一系列旨在以相当代价来巩固‘自由世界’的经济、军事和政治制度的战略是正确的，‘国家安全’不仅作为国际合作和支持联合国的原则，而且也成为结盟、外援和广泛的军事介入的理由。”(注：[美]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著，林茂辉等译：《权力与相互依赖——转变中的世界政治》，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5页。)“国家安全象征主义基本上是冷战以及当时美国人怀有的严重威胁感的产物。现实主义学派的分析又增强了其说服力，因为这种分析坚持认为国家安全是国家的首要目标，而且在国际政治中，国家安全所受的威胁是始终存在的。”(注：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著：《权力与相互依赖》，第6页。)时至今日，主张将安全研究限定在以国家为单位的军事安全领域的观点仍然存在，安全研究作为关于战争现象的研究，可以定义为“军事力量的控制和使用、威胁的研究。”(注：Stephen M.Walt,“The Renaissance of Security Studies,”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35:2,pp.211—239.)布赞一直“反对要 拓宽这个严格军事领域议程的那些尝试。”(注：[美]巴瑞·布赞等著，朱宁译：《新 安全论》，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5页。) 尽管如此，伴随20世纪70年代以来整个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变化，尤其是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的产生以及批评理论、建构主义等理论的兴起，当然更直接的原因在于人类安全威胁多层次化的现实的呼唤，安全研究中的非传统安全研究也不可避免地得以开始并逐步强化。笔者认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环境政治理论、建构主义等理论流派在此过程中，对于开启和深化非传统安全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并构成了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关于非传统安全研究的主要学术渊源。 国际政治经济学(IPE)理论与非传统安全研究 20世纪60年代末期以来，世界经济领域所发生的美元危机、美日贸易摩擦、石油输出国组织发起的石油斗争、跨国公司的崛起、南北问题的突出等一系列事件和问题对国际政治产生了强烈的冲击，使得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应运而生，拓宽了 国际政治的研究领域，也相应地拓宽了安全研究的视野，而在此过程中，国际政治经济 学(IPE)的产生和发展对此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例如，1983年，美国著名国际政治 经济学家理查德·乌尔曼在颇有影响的《国际安全》季刊上发表《重新定义安全》一文 ，明确提出国家安全以及国际安全概念应予扩大，使之包容非军事性的全球问题。(注 ：Richard Ullman,“Redefining Security,”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8,No.1,1 983.)1989年初，杰西卡·塔克曼·马修斯在《外交》季刊发表同样题为《重新定义安 全》的文章，强调国家安全和国际安全必须将世界资源、环境和人口问题包括进来。( 注：Jessica Tuchman Mathews,“Redefining Security,”Foreign Affairs,Vol.68,No.2,Spring 1989.) IPE理论构成了新现实主义的重要理论之一，其代表性成果突出体现为罗伯特·吉尔平的《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注：[美]罗伯特·吉尔平著，杨宇光等译：《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等著作。尽管新现实主义对IPE的研究没有提出非传统安全的范畴，但是其理论对于拓宽安全研究范围的意义是显而易见的。 第一，国际政治与国际经济关系相结合的研究，事实上已经将“经济安全”这一“非传统安全”的范畴纳入到国际政治研究的视野。罗伯特·吉尔平在对IPE理论来源及其动力进行阐释的基础上，对国际货币、国际贸易、跨国公司、依附与发展问题、国际金融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以及由此对世界政治经济转变和国际经济新秩序问题的探讨，无疑奠定了关于经济安全研究的理论基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