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30年间，新自由主义一直主导着拉美国家的经济改革，拉丁美洲成了新自由主义的“实验场”。是新自由主义者对拉丁美洲格外青睐，还是拉美人对新自由主义情有独钟?总之，新自由主义为什么能在拉美大行其道，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大凡一种思想或意识形态能在某个地区流行，都不会是某种偶然现象，而必然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和条件。拉丁美洲之所以从70年代以来成为新自由主义的“实验场”，是多种内外因素互动的结果。 (一)进口替代工业化模式的衰落为新自由主义进入拉美提供了历史机遇 20世纪30年代的资本主义大萧条沉重打击了拉美国家长期推行的初级产品出口模式，促使初步具备工业基础的一些国家向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模式转变。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制成品出口的减少和国际海运风险的加大，进一步推动拉美国家走向进口替代。如果说拉美国家在战前选择进口替代工业化模式还具有很大的自发性，那么，随着40年代末50年代初以劳尔·普雷维什为代表的拉美结构主义理论的问世，进口替代工业化被定格为后发国家实现工业化的必由之路，从而变为一种“自觉的”选择。 不可否认，在进口替代模式下，拉美国家的工业化和经济发展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由于这种内向型工业化模式的内在局限性，到50年代后半期，在一些拉美国家(如阿根廷、智利、乌拉圭等)的这种模式已经显现出“活力衰竭”的征兆。进入60年代后，拉美国家虽然采取了推动地区经济一体化和促进工业品出口等措施，但始终未能克服国内市场狭小、国际收支失衡、工业品缺乏国际竞争力等结构性问题。到了70年代，对大多数拉美国家而言，进口替代工业化模式已经难以为继。1973年国际石油危机爆发后，拉美国家又不约而同地走上“负债增长”的道路，酿成了后来的债务危机。可以说，进口替代工业化模式在拉美经历了“50年一贯制”之后，最终通过债务危机的爆发而走向终结。 拉美结构主义发展理论的形成并成为战后拉美地区的主流经济思想，反映出在战后民族主义高涨的历史背景下，拉美国家力求探索一条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的尝试，有其重要的历史贡献。但是，这一思想一直受到来自左、右两方面的挑战。如前所述，拉美国家的进口替代工业化模式是在30年代初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确立的。国家广泛干预经济和高保护政策是这个模式的两大主要政策支柱。在二战期间，美国出于其国际战略与自身利益的需要，对拉美国家的上述政策予以支持。到战争行将结束时，美国的态度就发生了变化。美国在1945年2～3月于墨西哥举行的泛美会议上提出，拉美国家与美国之间的经济交往要遵守“自由贸易”“自由投资”和“自由企业”的原则。正如有的评论所指出：“大战结束时，美国的政策制订者对于重建国际经济所必要的改革有比较明确的主张。首先，必须彻底消除在30年代确立并在战时必然大大增加了的管制。这就是说，要取消战前已有证据的保护主义和结束随着战争而增生的各种干预。”(注：莱斯利·贝瑟尔主编：《剑桥拉丁美洲史》中文版第六卷(上)第127页。)与美国的这种政策主张相呼应，战后初期在拉美国家内部也出现关于国家管制与自由市场经济之间的激烈争论。50年代初，随着拉美结构主义理论的问世并被拉美各国政府所接受，这场两种意识形态的争论暂时平息。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对拉美结构主义思想和进口替代工业化模式的认同，只不过在当时美苏冷战的背景下，美国与拉美国家在经济理论与经济政策领域的冲突被暂时搁置而已。 进入60年代以后，拉美结构主义思想又遇到依附论学派的挑战。依附论产生的历史背景大体可以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1.对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的批判。这主要表现为依附论学派的基本观点之一“新帝国主义论”。2.对拉美发展现状、特别是社会的两极分化不满。依附论学派批评拉美结构主义是资产阶级的“官方社会科学”，并认为拉美国家在现行模式下的发展只能是“依附状态”的进一步发展，或“不发达的发展”。3.在第三世界民族主义不断高涨、民众迫切要求改变社会经济落后状况的背景下，知识界和学术界的一些人力求从一种更激进的立场出发来探索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道路。依附论学派中的激进派还提出了与发达国家“脱钩”和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主张。尽管依附论从来不曾被某个拉美国家的政府正式接受为指导思想，但这派理论对六七十年代拉美国家经济政策的激进化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当时拉美国家维护海洋权的斗争，以收回自然资源主权为中心的国有化运动，限制外国资本的措施，推进土地改革等国内制度变革，争取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国际斗争，形成一种“民族主义浪潮汹涌”的局面。1970年9月，智利社会党领袖阿连德当选总统。由他领导的“人民团结”政府推行以“经济社会化”和强化国家干预为特点的经济改革，并提出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目标。 一方面，尽管进口替代的内向发展模式已经失去活力，经济改革势在必行，但拉美结构主义学派却未能在理论与实践上适应新形势的要求，致使这派思想在拉美的影响力急剧下降。另一方面，拉美国家经济政策的激进化引起了国内外右翼势力的反对。特别是智利“人民团结”政府的改革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混乱，使国内的政治斗争空前激化。1973年9月，皮诺切特将军领导的军人政变推翻了“人民团结”政府，杀害了阿连德总统。事实已经证明，这次军事政变是在美国情报机构的直接支持下发动的。皮诺切特军政府在政治上实行所谓“军事威权主义”，解散议会，停止政党活动，镇压左翼人士，形成军人高压和独裁的局面；在经济上采纳新自由主义、当时主要是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作为经济改革的指导思想，要把智利经济重新引向自由主义。由此不难看出，新自由主义进入智利，实际上是战后初期那场关于国家管制与经济自由主义之间的意识形态斗争的继续。继智利之后，70年代后半期，阿根廷和乌拉圭也先后发生右翼军事政变，推翻左翼政府，推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可见，70年代新自由主义在上述三个拉美国家的初步得势，都是以这些国家政治上的右转为契机，并以建立右翼军事独裁政权为必要条件的。智利的“芝加哥弟子”对于智利军政府接受和推行新自由主义起过重要作用，但笔者认为，那基本上只是一种巧合。当时拉美几个军人政府采纳新自由主义是出于政治需要，并不以国内有无“芝加哥弟子”为前提条件。阿根廷和乌拉圭并没有现成的“芝加哥弟子”，军人政府同样选择了新自由主义；而新自由主义一旦取得主流经济思想地位，拥护和推行这种思想的“技术专家”就应运而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