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主义是解释国际关系的传统理论之一。它强调主权国家的自助行为、国际关系的无政府状态、国家权势的重要性以及各国对国家利益的追求。如今，在我们运用这些现实主义论断去分析国际政治问题时，追根溯源，不应该忘记一个名字——修昔底德。修昔底德堪称现实主义之父，他在其历史巨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以下简称《战史》)中所描述的古希腊城邦斯巴达和雅典之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迄今已有2500年历史，但该书所表现的国际政治冲突逻辑却延续至今。修昔底德对国际权势竞争及国际关系一般原理的自觉探求，对当代现实主义国际关系学者以及大国的现实主义外交政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战史》中揭示的国际关系现实主义一般原理 首先，国际关系的本质是国家间争夺权势的斗争，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下，权力是手段也是目的。《战史》第五卷第七章记载了弥罗斯人与入侵的雅典人之间的辩论，即弥罗斯人的辩论[1]，它是揭示国际权势斗争本质的经典篇章。弥罗斯岛是斯巴达移民建立的城邦，它始终保持中立，不愿隶属雅典帝国。后来雅典大兵压境，逼弥罗斯人就范。进攻之前，他们派遣代表和弥罗斯交涉。雅典人首先亮出的讨论前提是：“正义的标准是以同等的强迫力量为基础的，……强者能够做他们有权力做的一切，弱者只能接受他们必须接受的一切。”在被问到为何不赞成弥罗斯人保守中立时，雅典人的回答是：“因为你们对我们的敌视对我们的损害少，而我们和你们的友好对我们的损害多。”即他们是想在实力的基础上寻求最大利益。整个辩论中，雅典人因为拥有强大的权势，根本不将资源有限的弥罗斯人放在眼里。他们极其冷静地只考虑一种逻辑，这就是实力和强权。权势是雅典征服和扩张的手段，在他们看来，只要拥有权势就要行使统治，这是自然界的普遍规律。而一旦凭借其强权占领弥罗斯，雅典帝国的版图将进一步扩大，它可以搜刮更多的财富，并威慑对其不满的其他大小城邦。这样，获取更大的权势又成了雅典帝国不断扩张和征服的目的。 其次，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下，每个国家都是自助自在的个体，生存是各国追求的最低目标。贯穿整个《战史》的各城邦间为生存而出现的安全两难、摩擦冲突、结盟背盟、造就与维持均势的行为是现实主义国际关系思想传统的最初来源。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直接导火线就事关安全两难和维持均势。科林斯与科西拉之间因对埃皮达姆努斯的控制问题发生争执向后者宣战。双方都派使节到雅典求助，使雅典人处于进退两难之中。他们不愿打破保持了10年的和平，但又担心靠近伯罗奔尼撒半岛的科林斯一旦征服科西拉并控制其强大的海军，希腊城邦国家间的力量对比将不利于雅典。雅典决定稍加介入，并指令派出的船只在没有受到进攻的情况下不得轻举妄动。但科林斯发动了进攻，将雅典拖入战争。雅典的介入激怒了科林斯，而同科林斯有着历史渊源的雅典友邦帕提地亚发生了叛乱，雅典又出兵镇压。科林斯人提醒斯巴达人，雅典实力的增强不可小视，并鼓动其与雅典交战；另一个重要城邦墨加拉赞同科林斯的看法，因为雅典人此前背弃合约，断绝了同墨加拉的商业联系。斯巴达人因为担心不受任何制约的雅典力量将控制整个希腊，最终向雅典宣战。2500年前的《战史》向我们形象地揭示了无政府状态下的安全两难：一个国家追求安全的独立行为可能导致所有国家的更不安全。 第三，国家利益是主导国家政治行为的永恒标准，任何政治均受以权力界定的利益这一概念的支配。说到国家利益，我们可以从弥罗斯人的辩论和《战史》第三卷第三章中有关密提林人的辩论中体会到它在国家政治行为中无尚的支配地位[1]。在弥罗斯人的辩论中，雅典坚称进攻弥罗斯符合雅典的国家利益。因为征服弥罗斯既可扩充幅员，又可避免这些弱小岛民因仇恨使雅典陷入倾危。如果这只是强权政治的诡辩，那么雅典人接下来有关斯巴达人能否增援弥罗斯的一番表述却反映了有关国家利益的精确计算。弥罗斯人认为：他们地理上靠近伯罗奔尼撒，作为斯巴达人的同族，自己代表公理反对不义，自然会得到崇尚荣誉的斯巴达人的援助。但雅典人认为：斯巴达资源有限，进攻雅典没有绝对的胜算，除非联合同盟国的一个大军；同时，面对雅典拥有的强大制海权，斯巴达不会贸然为区区一些岛民横渡海洋，卷入深不可测的战争。总之，斯巴达人只能认为合乎他们利益的才是正义的。而结果也确实如此，斯巴达人没有挺身相助，只是坐视弥罗斯人遭受屠戮，沦为奴隶。面对国家利益，荣誉和道义在这里显得异常苍白无力。与此相反，面对曾经背盟于雅典、此时又臣服于它的密提林人，雅典居然对其予以赦免。因为这样做既可使雅典很快从密提林获得赔款和贡赋，还可在未来扩张和平叛的过程中减少损失。否则，以后每个城邦不但在叛变时将做更充分的准备，而且在被围攻时也将抵抗到底。两次辩论的结果截然不同，弥罗斯人惨遭杀戮，密提林人得以保全，但雅典人行动的标准却惊人地前后一致，那就是国家利益至上。为了使雅典的国家利益最大化，资源有限的弱小岛民不能逃脱，否则就无法展示帝国的霸气以杀一儆百；资源相对丰富，而又主动招降的密提林人则必须得到保全。这里起作用的不是道义，而只有利益。 第四，国家应当遵循的道德准则从属于国家维护安全和谋求权势的政治需要。从弥罗斯辩论一开始，弥罗斯人就试图诉诸公平和正义这些最基本的人类情感，他们警告雅典有朝一日也可能面临倾危并遭到报复；他们希望守中立做朋友；他们表达了自己不愿被奴役，不肯做懦夫的强烈意愿，并最终决定为已经保有了700年的自由传统而战。然而这些朴素并合情合理的情感却遭到雅典的蔑视。代表强权政治的雅典人认为：战争从来不能用公平与否来衡量。对一个国家来说，最根本的是自保。在选择战争或是安全的时候，虚妄的个人道德感和荣誉心会使国家采取不够理智的行为，从而令国家陷入危险甚至倾覆的境地。从国际政治的现实来看，符合道义标准的国际规范确实经常被富有权势的行为体所打破，而面对这种情形，“国家一旦做出错误选择的直接后果可能意味着上百万国民的死亡和政权的覆灭”[2]。可见修昔底德通过弥罗斯人的辩论同时向我们揭示了国际政治的非道德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