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地区主义的核心价值

      新地区主义在世界上的兴起已是不争的事实，而从规范的角度思考新地区主义的国际研究文献仍捉襟见肘，很不完整，更不系统，其关键在于缺乏对新地区主义核心价值的确认和探讨。从新地区主义的内在逻辑上看，我们可以发现一个通常不加以正面表达、但却无处不在的观念和价值，那就是把“地区”放在了观察和思考世界政治的首要位置，这种观念和价值对新地区主义而言是核心的，概括起来就是四个字：“地区至上”(或“地区优先”、“地区第一”)。(注：在英文中其对应词应该是“primacy of

      region”或者“put the region first”，当然，至今还没有见到哪位国际理论家在英文文献中这样用过它。)

      一、提出“地区至上”价值的理论依据

      为了简明而又连贯地解释“地区至上”这种新地区主义价值的合理性，首先让我们借用一下世界政治研究中的层次分析法(注：国际关系学者对层次分析法已耳熟能详，它起源于肯尼思·沃尔兹(Kenneth Waltz)1959年和戴维·辛格(David Singer)1961年的倡议，运用最成功且影响最大的则是肯尼思·沃尔兹。常用的层次分析法以三层次分析居多，也有四层次分析和五层次分析。国内学者对层次分析法的介绍，主要可参考秦亚青：《层次分析法与国际关系研究》，载《欧洲》，1998年第3期。)——它是迄今国际关系学中最为简明、最为中立也最方便交流的分析方法。

      参考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广为运用的层次分析法，我们这里把国际研究的对象分成五个范围不断扩大、依次递进的层次：一是个体层次；二是地方层次；三是国家层次；四是地区层次；五是全球层次。每个层次中都有特定的行为体和内部结构，而五个层次又是相互联系而不是完全分隔的。对于研究这个世界的政治理论而言，这五个层次又相当于五种观察世界的视角，从不同的视角出发可以构建不同特色、不同性质的理论。比较争论中的各种国际关系理论，可以归为五个不同的层次：

      全球(体系)层次——全球主义(体系)理论(现实主义和新现实主义理论、无政府社会理论、相互依赖论、帝国主义论、依附论、世界体系论以及各种全球主义理论等)；

      地区层次——地区主义理论(联邦主义理论、功能主义和新功能主义论、国际一体化理论、政府间主义和自由政府间主义理论等)；

      国家层次——国家主义理论(“民主和平论”、“历史终结论”、“文明冲突论”以及各种对外政策分析观等)；

      地方层次——地方主义(次国家主义)理论(“多层治理论”、各种次国家政府国际行为理论等)；

      个体层次——个人主义理论(人性政治论、各种认知理论、女性主义理论以及某些和平研究方法等)。

      当然，更多的理论是跨层次的，毕竟层次本身不是理论，而是供人们进行理论思考的空间基础和出发点。另外，仅从空间范围来划分理论并不排除从其它视角出发构建的理论，如文化理论、历史理论等。不过，上面的五层次划分可以给新地区主义理论提供一个初步的支持，也是我们提出新地区主义的核心价值——“地区至上”的前提和基础。

      有了这样五个层次的划分，我们就可以为新地区主义确定一个相对重要的位置，也就可以更进一步去探讨它的核心理念或价值。

      二、“地区至上”的主要内容

      “地区至上”是对新地区主义核心价值的高度概括，集中反映了新地区主义的实质内容，因而它决不是一个空洞的口号。从字面上理解，“地区至上”意味着把“地区”置于我们讨论新地区主义时的最高地位，具体地说就是：新地区主义应该把对地区利益的考虑放在首位，把解决地区性问题列为头等大事，把实现地区一体化、建设地区共同体的目标作为最高目标。这三个方面构成了“地区至上”价值的主要内容，现分述如下：

      (一)地区利益至上

      对新地区主义的倡导者来说，促进地区利益是其首要的任务。所谓地区利益，准确地说就是地区公共利益或地区共同利益(regional public goods)。地区利益有物质的方面，也有信念和意识的方面即“地区意识”，因为意识到地区利益的存在本身已经构成了地区利益的一部分。

      近年来，全球治理的倡导者们提出了全球公共品供给的问题，也就是如何实现全球治理的问题。其依据是：传统上我们最看重的是国家利益，把主权国家意识放在最突出的位置，认为主权是绝对的、至高无上的和不可分割的。研究世界政治的学者一向把目光盯在“国家之间”(inter-state)，专注于研究各国对外关系和相互关系。而在全球化加速发展的条件下，国家作为政治经济行为体的相对重要性已经下降，国家管理“国家之间”公共事务的能力也在相对下降，于是人们又呼吁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在全球治理层面上，以推动全球公共利益为第一要务，但是全球利益的界定和实现在目前阶段存在着一个严重的困难问题，那就是缺少合法性。比较谨慎的学者们则复活了罗伯特·考克斯的“国家的国际化”(internationalizing of the state)这个概念——其中包含三项内容：一是存在形成国家间共识(interstate consensus)的过程，其发展是按照世界经济的需要而进行的，并有一个日益达成的共同意识形态框架；二是参与到这样一个共识形成过程是不均匀的、分层级的，其中美国、日本和德国等扮演主要角色；三是民族国家的反应是，改革国家内部结构，以最好地把“全球共识转化为民族的政策与实践”。(注：Robert W.Cox,Production,Power,and World Order,1987,p.254.Cited fromWil liam D.Coleman and Geoffrey R.D.Underhill,eds.,Regionalism and Glob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