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国际关系学科在近年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与进步。国际关系学界对重大国际 问题和中国外交战略的理论研究和实践论证方面更加深入，研究方法更趋科学化，专门 研究人才的数量和质量都有可观的增长。 一、国际关系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 国际关系学是一门理论性和实践性都非常强的学科。面对纷繁复杂、千变万化的国际 关系现实，中国国际关系学界一直在努力使国际关系的学术研究紧密结合重大的国际问 题或突发国际事件，增强理论的解释力和现实性。2003年的国际形势，可以说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热点问题此起彼伏。强词夺理的伊拉克战争、迷雾重重的朝鲜核危机、前 途未卜的巴以和平问题、着实堪忧的印巴安全冲突令人眼花缭乱，各国围绕重大国际问 题展开了纵横捭阖的外交博弈。错综缠绕的国际现实，给中国国际关系学界提供了大量 的研究素材。综而观之，一年来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几 个方面： 1.对国际格局的研究。 国际格局是指国际舞台上的各主要大国之间通过相互影响、相互作用而形成的一种反 映力量对比关系的结构状态。国家间的力量对比关系是决定一个国家安全战略的核心外 部要素，特定国际格局下的各国，尤其是影响巨大的主要国家，总是从国际格局的大背 景出发来制定和执行对自己最有利的安全战略。因此，对国际格局的研究就具有重大的 理论和现实意义。冷战结束以来，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关于当今国际格局的基本性质和主 要特点的讨论一直相当热烈。众多著名学者都参与了对国际格局问题的深入研究，提出 了颇为令人信服的见解和论证。通过中国期刊网检索，仅仅从1994年到2002年就发表了 关于国际格局(或世界格局)问题的学术论文近160篇(注：本数字来源于“中国期刊网” 。下文中出现的统计数字，倘若没有特别注明出处，皆来自笔者通过该网检索所获得的 数字。)。 2003年3月，美国无视国际法和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不顾国际社会强大的反战呼声， 绕过联合国，以空前强硬的单边主义作风发动了伊拉克战争。这场战争打着“彻底销毁 伊拉克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把伊拉克人民从萨达姆暴政之下解放出来”的幌子，实质 上是美国着手实施其中东改造计划、塑造美国主导的“世界新秩序”的重大战略步骤。 这次伊拉克战争的进程和结果再一次引起了学界对于当前国际格局的性质和特点的热烈 讨论和学术争鸣。归纳起来，主流观点依然对国际格局的多极化前景保持了审慎的乐观 ，但更加强调单极化力量和多极化力量之间、服务于单极图谋的单边主义和致力于多极 的多边主义之间的激烈较量。与国际格局讨论紧密相关，学界关于世界主要矛盾的论说 也介入其中。伊拉克战争强化了部分学者对当今世界主要矛盾在于“谋求霸权”和“反 对霸权”的认识。 2.对联合国体制及其改革的研究。 冷战结束后，各国对联合国体制在国际事务的地位和作用寄予厚望，但超级大国对联 合国“能用则用，不能用则弃”的实用主义态度损毁了联合国体制(尤其是联合国安理 会)的权威，联合国体制的国际效能及其未来走向成为倍受关注的热点问题。1994年至 今，国内学者对联合国研究的论文数量达750多篇。2002—2003年(截止2003年8月)，也 有80多篇有关联合国的研究论文发表。从研究内容上看，学者们既从理论上对联合国改 革的必要性、可能性进行了科学论证，也对各国提出的联合国改革方案进行了深刻透彻 的剖析，并提出了中国对联合国改革应有的和可能的策略选择。特别是在联合国的地位 与作用及联合国与超级大国的关系等问题上，学者们倾注了相当的热情和研究精力，产 生了大量的研究成果。 伊拉克战争对联合国的冲击和影响引起了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极大关注。自冷战结束 十多年来，联合国在国际安全中的地位和作用既经历了海湾战争中的“辉煌”，亦遭受 了科索沃战争的窘迫，在这次伊拉克战争中，联合国再一次被尴尬地抛开。从总体上看 ，伊拉克战争严重地冲击了联合国及其国际安全体制的权威。甚至有西方学者认为，作 为一个维护和平的机制，联合国已经失去了效用，联合国面对新问题的陈旧解决方式已 经成为“无法容忍的”累赘，解决国家间的重大争端已经超出了联合国的能力，联合国 宪章和公约已经成为拒绝变化的僵死的条约。[1]然而，事实是，联合国的广泛参与性 、一定程度的强制性确立了其无法超越的最高权威性和最高国际合法性，保证了它在国 际事务中、在未来国际冲突的解决中依然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伊拉克战后的政 治、经济和社会重建工作离不开联合国的“重要作用”，就是对联合国的地位和权威的 最佳诠释。 3.对反恐战争与美国霸权、大国关系的研究。 “9·11”事件以后，美国追求“绝对安全”的意愿急剧提升，对内加紧国土安全战略 的制订实施，对外不惜打破美俄(苏)艰难取得的战略平衡机制，退出反导条约(ABM)， 加快国家导弹防御体系的研究，提出“先发制人”的军事安全战略。在反恐问题上，美 国利用“9·11”事件所获得的道义优势和大国合作，在阿富汗的反恐战争得以顺利推 行。阿富汗战争后，美国更加崇尚带有浓厚的“新帝国”色彩的对外政策，咄咄逼人地 重复“邪恶轴心”说，在关键地区不惜一战，甚至大有将武力解决模式固定化的倾向。 伊拉克战争就是美国利用反恐的名义，大搞战争打击扩大化和扩散化的后果，实质上是 美国新安全战略的重大实践。美国在国际和地区安全问题上蛮横的单边主义作风引起了 广泛的不安，催生了大国关系的新调整和新组合。从伊拉克战争带来的大国关系调整看 ，一方面，美国拥有毋庸置疑的显著优势，“无论是就硬权力，还是软权力而言，美国 都是国际体系中最强大的国家”。“与1914年的不列颠不同，美国既是世界上最大的经 济体，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军事力量”。[2](P340-343)没有一个潜在大国或大国组合能 够并且愿意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聚敛足够的力量挑战美国。另一方面，德、法、俄、中等 大国对推进世界多极化的努力依然是强大而执着的。围绕伊拉克问题的国际博弈也提示 ，在国际格局的单极化与多极化较量过程中，以霸权、控制为核心的单边主义和以民主 、和平为要旨的多边主义的矛盾是单极力量与多极力量的直接碰撞，是当前各主要力量 争夺对世界事务和地区事务的主导权的矛盾斗争的焦点。当然，伊拉克战争带来的大国 关系的新调整有助于阻止超级大国的单边主义，但不会导致传统均势式集团政治的死灰 复燃。各大国的首要目标在于将美国解决问题的方式限制在国际法和联合国体制内，它 们都在极力地避免与之直接对抗，因此，这种“软制衡”不大可能导致传统均势政治式 的“硬制衡”。这些重大的国际关系实践使国际关系学界加强了对反恐与美国的全球新 战略、反恐与大国关系、美国霸权与国际格局走势的研究，发表了大量颇有见地的论文 和专著。仅2002—2003年，学者们就发表了3000多篇关于美国的学术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