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在美国国际关系学界有关进攻性现实主义与防御性现实主义的学术争论中， “安全困境”(security dilemma)概念与“囚徒困境”(prisoner’s dilemma)博弈论 被不时地提及，我国国际关系学术界也因此对之产生相当的兴趣。(注：西方学者的相 关文章为：Robert Jervis，“Realism Neo-realism and Cooperation,”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4,No.1,Summer 1999,pp.42-63;Jeffrey W.Taliaferro ，“Security Seeking under Anarchy，”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5,No.3, Winter2000/01,pp.128-161;John J.Mearsheimer,“The False Promise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in Michael E.Brown,Sean M.Lynn-Jones and Steven E.Miller(ed.),The Perils of Anarchy-Contemporary Realism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Cambridge(Massachusetts,London,England:The MIT Press1 995),pp.332-337.中国学者的相关文章为：唐世平：《国际政治理论的时代性》，《中 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3期，第140—150页。)本文拟就“安全困境”，“囚徒困境”与 进攻性现实主义，防御性现实主义，以及新自由制度主义的关系等问题进行阐释，进而 对目前美国的“先发制人战略”与进攻性现实主义在安全观上的差异进行分析。 一“安全困境”概念与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 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美国学者约翰·赫茨(John H.Herz)首先提出了“安全困境”概 念。赫茨先是在1950年发表的《自由主义者的国际主义与安全困境》一文中首次提出“ 安全困境”概念，随后又在1959年出版的《原子时代的国际政治》一书中更为系统地阐 述了“安全困境”对国际政治发展演变的影响。赫茨认为：“‘安全困境’或‘权力与 安全困境’是一种社会状态，在这样的状态中，当权力单元(比如在国际关系中的国家 或民族国家)比肩共存时会发现不存在凌驾于它们之上、能规范其行为和保护其免受攻 击的权威。在这样的条件下，从相互怀疑和相互恐惧而来的不安全感迫使这些单元为寻 找更多的安全而进行权力竞争，由于完全的安全始终无法最终求得，这样的竞争只能导 致自我失败。”(注：John H.Herz,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 the Atomic Age(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59)p.231.)赫茨还指出，他所提出的“安全困境 ”与英国历史学家和权力政治学者赫伯特·巴特菲尔德(Herbert Butterfield)几乎在 同时提出的“霍布斯恐惧困境”(“Predicament of Hobbesian fear”)具有异曲同工 之妙。(注：John H.Herz,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 the Atomic Age,p.232.)由此 可见，“安全困境”概念的理论渊源实际上是霍布斯哲学中充满悲观色彩的“自然状态 ”理念。霍布斯认为，人类在“自然状态”下，由于受自我保全或自我安全冲动的主使 ，人人都欲保持个人的自由，但是同时又都欲得到支配别人的权力，于是就发生了一切 人对一切人的战争。为了避免这种每个人都会杀每个人的困境，人类结合成若干个服从 于中央权力的社会，即国家或“利维坦”这一凡间的神来维持秩序。然而，由人类建立 起来的国家之间则依然因为没有更高的权威而继续处于“自然状态”之中。虽然，根据 小约瑟夫·奈(Joseph S.Nye,Jr.)的研究，霍布斯认为国际间的“自然状态”不会经常 导致那种与个人间的“自然状态”相伴随的苦难，(注：小约瑟夫·奈：《理解国际冲 突：理论与历史》(中译本)，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6页。)但是，即便如此 ，根据霍布斯的“自然状态论”，国际间的无政府状态依然会促使国家之间的互不信任 ，而其必然的逻辑结果就是“安全困境”，即某一国家增强自我安全的行为会不自觉地 导致降低他国安全，从而使他国为了自身的安全而竭力增加自己的实力，以至卷入安全 竞争的恶性循环之中。 自赫茨提出“安全困境”概念之后，美国国际政治学的新现实主义(neorealism)或防 御性新现实主义(defensive neo-realism)理论迅速将它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之一。肯 尼斯·沃尔兹(Kenneth N.Waltz)指出：“自希腊的修昔底德和印度的考蒂利亚时起， 武力的使用以及控制武力的可能性一直是国际政治研究着重研究对象。约翰·赫茨新创 了‘安全困境’一词以描述这种状态，在此状态中，各国都无法摸透彼此的意图，为了 安全，各国便将自己武装起来，而在这样做时，恶性循环便形成了。各国出于安全考虑 将自己武装起来后，更感不安全，需要购买更多的武器，因为保护任何一国安全的手段 是对其他国家的威胁，而后者又转而武装起来作为对前者的反应。”(注：肯尼斯·沃 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中译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25页。) 沃尔兹进一步认为，各国实际上无法摆脱这一困境，但是多少还能易于应付。(注：肯 尼斯·沃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中译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 225页。)因为明智的政治家只寻求适当的，能保证国家安全的权力总量。(注：Kenneth N.Waltz,“The Origins of War in Neorealist Theory,”in Robert I.Roberg and Theodore K.Rabb(eds.),The Origins and Prevention of Major Wars(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9),p.40.)并且“国家均衡权力而不是最大化权力。 国家几乎很少将权力最大化当作自己的目的。”(注：Kenneth N.Waltz,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Reading,Massachusetts:Addison-Wesley Publishing Company,1979),p.127.由于中译本此处的译文与原文有些出入，因此本文作者按原文翻 译此段文字。) 十分有趣的是，美国国际政治理论的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或新自由制度主义( neo-liberal institutionalism)也同时将源自于新现实主义理论的“安全困境”概念 视为自己的理论基础之一。其原因在于与国际政治理论中经典自由主义(classica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