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知识发展史上，任何学科都有着自己的知识谱系。所谓知识谱系，就是一个学科中 知识发展和变化的系统，表现了知识生产和再生产的过程。知识谱系是一个历史谱系， 显示了知识的诞生、成长、发展、进步、转换、革命。要把握一个学科的整体发展脉络 ，就需要了解它的知识谱系。 一个学科的知识谱系至少包括两个要素。首先，知识谱系必须表现学科发展的主题， 即学科的主要研究内容。任何一个领域的知识的集合，之所以能够称之为学科，必然有 其自身的特征，亦即不同于其他学科的研究内容。比如，社会学的主要研究内容是社会 发展和社会行为，尤其是社会秩序、稳定、发展和变革等重大问题，社会学的主要理论 也是围绕这样的主题展开的。其次，知识谱系必须表现学科的发展主线，即以重大理论 为里程碑的理论发展轨迹。任何知识谱系都有着连理贯通的思想和理论发展主线。把握 了这一主线，就可以全面了解一个学科的知识谱系，便利知识的系统积累，推动知识的 有意义创新。在学科的知识谱系之中，必有一些知识结晶，构成谱系的支柱，亦即发展 主线上的里程碑。它们是原创性的学理思想，既能够启迪常规性的科学研究，又能够激 发革命性的学理挑战。正是这些知识结晶的不断出现和相互竞争形成了学理思想的发展 ，编织了知识发展的主线。比如孔德的实证主义理论、迪尔凯姆的社会学研究方法论、 齐美尔的形式社会学和韦伯的理解社会学等就是西方古典社会学中里程碑式的理论。 知识谱系的传承与发展依赖于生产知识和推动知识发展的知识力。这种知识力来自竞 争和借鉴，突出表现是新兴理论对原理论的突破性发展。根据库恩的科学哲学理论，一 种源头性创新理论的产生往往会确立一种新的范式，比如哥白尼的日心说和牛顿的运动 定律。这是知识的生产。新的范式确立之后，会出现大量常规科学研究，即对新的理论 范式的证实与证伪性验证。这些研究本身并不会产生新的科学体系，但却起到了知识延 续的作用。在这种延续过程中，人们会发现与主导理论相悖的现象，于是便会提出新的 理论。新的理论逐渐发展为比较完整的新范式，并与旧的理论范式展开竞争，竞争形成 知识力，竞争促成了旧范式的衰灭和新范式的兴盛，推动知识的再生产[1]。从某种意 义上讲，波普尔的证伪理论也是将竞争和批判作为知识力的基本来源[2]。竞争的关键 是新的理论对原有理论的突破，亦即提出原有概念和命题不成立的合理论断。竞争是知 识谱系发展的重要动力，但同时借鉴与融合也是知识力的重要来源。孔德说过：“科学 和艺术领域的一切成就，无论是同一时代的，还是代代相传的，它们之间有着密切的联 系：这就是一代人的发现为另一代人的发现准备好了条件。”[3]拉卡托斯对知识发展 的基本认识是新的理论不但是包容旧的理论的知识体系，而且还是具有超余内容的理论 [4]。从这个意义上讲，知识谱系中推动理论发展的另一种动力是理论之间的相互借鉴 与融合。可见，理论之间的竞争可以推动知识的再生产，理论之间的借鉴与融合也可以 成就知识的传承和发展。在许多情况下，竞争与借鉴是共存的。 二 国际政治学也像其他社会科学学科一样，从上个世纪初成为一门学科以来，逐渐呈现 出比较清楚的知识谱系，出现了一条国际政治理论发展的主线。仅从战后西方国际政治 学的简短历史中就可以发现，这一知识谱系的主题是冲突与合作，或曰战争与和平，发 展主线是从现实主义成为国际政治研究的主轴逐渐发展为当今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 和社会建构主义三足鼎立的局面。 战争与和平是国际政治研究的永恒主题。国际政治学者希望发现冲突与合作的原因， 揭示战争与和平的规律，考虑怎样才能减弱、克服和超越冲突，开展合作，求得安全。 国际政治学的不同理论和学派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围绕战争与和平的主题展开讨论和进行 研究的，它们之间的争论也大多涉及合作与冲突的原因、内涵和意义。 政治现实主义主导西方国际政治研究达30年。从1948年摩根索的《国家间的政治：为 权力与和平的斗争》发表，到1979年华尔兹的《国际政治理论》问世，现实主义一直是 西方国际政治学界公认的理论范式。现实主义认为冲突是国际政治的根本特征，合作是 有限的、脆弱的、不可靠的。无论是以摩根索为代表的传统现实主义还是以华尔兹为代 表的新现实主义，都将冲突作为国家间关系的基本事实。摩根索将冲突归于人追逐权力 的本性，华尔兹将冲突归于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但由于人性和无政府性都具有高度的 稳定性，所以，国际冲突从根本上也是不可更变的[5]。以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替代了 人性是新现实主义对古典现实主义的突破点。将无政府性作为国际关系的第一推动，国 际体系的自助性质和国家之间的安全困境命题就都可以成立了，以追逐权力为核心的国 家利益也就变成了以保证自我安全为核心的国家利益。新现实主义在20世纪70年代达到 峰巅，标志性著作就是华尔兹的《国际政治理论》。这部著作自1979年问世以来，一直 被视为新现实主义的开山之作。无论是对摩根索传统现实主义基本理念的发展还是其严 谨的层次分析方法和高度简约的科学特征，都被认为是达到了国际政治研究新的境界。 尤其是华尔兹对国际体系无政府性的强调和对权力分配的关注，为新现实主义构建了理 论大厦。在现实主义的理论框架中产生了许多很有影响的著作，克拉斯纳(Stephen Krasner)的《界定国家利益》(1978)奥根斯基(A.F.K.Organski)和库格勒(Jacek Kugler)的《战争的比价》(1980)、吉尔平(Robert Gilpin)的《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 革》(1981)等等。到冷战之后，米尔斯海默将古典现实主义的权力斗争和新现实主义的 无政府体系结合起来，提出了“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强调了大国间冲突的不可避免 性和争夺霸权的必然性[6]。这些现实主义学者强调了国际无政府性的不可改变，认为 达成和维持和平的关键因素是实力，根本机制是大国间的实力分配。主张单极和平的霸 权稳定说，主张两极和平的恐怖均势说，主张多极和平的势力均衡说，无一不是将冲突 作为国际政治的基本要素，把和平与国际权力分配联系在一起，认为决定大国命运、决 定世界命运的关键在于权力结构的天平呈现的状态。同时，从这些著作之中，虽然可以 看到对修昔底德、马基雅弗利、霍布斯等西方思想家的继承和发展，但是更加明显的是 二战的遗产和冷战的烙印，是对国际冲突的强意识和对实力的重视。现实主义和新现实 主义成为战后西方国际政治学知识谱系主线上的第一个支柱理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