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义介入国际政治学领域首先面对的是极具统治性的传统政治理论，这意味着， 只有破除传统国际政治学划定的学科界限，解除诸多理论建构的前提条件，才能获得属 于女性的学术领地。由于传统国际政治理论建立在父权制基础上，全然无视女性的存在 ，以至于只有转换视角，从方法论上重新审视其合理性，通过女性主义的经验论方法、 立场论方法和后现代主义方法，革除传统政治视角与方法中的陋习，才有可能找到国际 政治理论研究的“女性视角”，发掘属于女性的研究领域。凭借独特的女性主义视角与 方法，可以发现，男性主导的国际政治学理论隐含着深层的性别盲区，并没有表达人类 政治生活的全部真理。女性主义必须突破国际政治理论研究的学科壁垒，重构包容女性 的新型国际政治学。 一、“证明”与“发现”：经验论方法 女性主义的经验论方法有别于传统经验论，它从女性的经验和感受出发，检验传统政 治学的性别偏见，重新评价女性的行为及其价值。女性主义学者发现，到目前为止，女 性事实上一直活跃在国际关系领域中，与男性一起从事政治活动与理论建构。但是，不 能容纳女性的社会依然抱有各种偏见，对女性的科学认识受到了“污染”。通过女性主 义经验论方法可以发现，传统的社会环境使得从“已知”中分离出“已知者”的哲学认 识论和理论方法都沾染了父权制特征，各种理论都将男性的生存环境作为整个人类生存 环境的模本，以歪曲和埋没女性的方式提出问题、设计方法、收集并解释材料，对涉及 性和性别的话题却只字不提。女性主义经验论是“一种有利于恢复、宣扬、规范女性对 人类文明贡献的方法”，(注：Christine Sylvester,Feminist The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a Postmodern Era,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4,p.30)它主张向无偏见的国际政治学回归，发掘女性在该领域中的价值，为 女性参与国际政治活动提供现实的途径。 1.“坏科学”的经验“证明” 人们通常认为，科学总是通过严格的假设和测试排除社会偏见，尤其是经验方法，总 是通过经验来证明或推翻假设。但是，许多非女性主义科学家(比如男性政治理论家)从 事科学活动的视野却是孤立而片面的，原因是他们不受性别歧视的困扰，只关注与自己 的生活经验相关的事实。(注：Sandra Harding,The Science Question in Feminism, 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6,p.156.)这使他们的科学研究忽视性别歧视的 事实。科学家对真理的探索看上去很严谨，似乎也严格检验过方法论的失误，但他们的 视角与方法仍然存在着局限，其理论建构包含太多的歧视和偏见，正如桑德拉·哈丁所 说的，“热心科学的人们总是通过适当的途径认识科学的历史和实践。据说，必须通过 热心科学者对自己实践的理解，才能认识这种孤立的社会行为——只有按照‘本地人’ 对自己信仰和行为的无意识的、非批判的解释，才能……‘理性’地解释科学知识的发 展。”(注：Sandra Harding,The Science Question in Feminism,p.35.)国际政治理 论同样难免这一缺陷。 认识方法的局限必然导致科学理论的缺陷。从女性的经验来看，如果把现时代的科学 视为“经济、政治和社会控制的直接发生器”，(注：Sandra Harding,The Science Question in Feminism,p.16.)那么，这种“发生器”的控制者都是“男性”，这使科 学家的认识活动与解释行为受到怀疑。传统经验方法在建构理论之前，从不对此详细考 察和论证，而是先入为主地以“男性”为全人类的原型，把“男性”假定为人类社会的 操控者。由于“男性已经从性别关系中解脱出来”，(注：Jane Flax,“Postmodernism and Gender Relations in Feminist Theory,”Signs,Vol.12,No.4,1987,p.629.)不 受性别偏见的制约，所以这些理论的“控制者”不可能关注性别因素对政治发展的制约 ，也不可能关注这些因素是如何影响国际政治与道德前景的。 观察人类的认识史，不难发现许多歪曲和排斥女性的“坏科学”，这些“坏科学”将 历史上普遍的性别偏见带进实验室与理论研究、调查过程与解释分析。科学家只根据自 己的兴趣、期望、研究方式及其价值取向进行学科建构，使研究结果受制于研究动机， 以便确立重男性价值、轻女性价值的科学理论。桑德拉·哈丁认为，传统知识都建筑在 父权制基础上，女性不可能成为这种“知识”的主体，“不管有意还是无意，传统认识 论整体上都排除女性成为‘认识者’或知识主体的可能性……科学的声音属于男性；… …历史是以(居于支配地位的阶级和种族的)男性观点写成的；……传统社会学的判断主 体总是被假定为男性。”(注：Sandra Harding,ed.,Feminism and Methodolog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