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4月由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以及于2000年加入的乌兹别克斯坦六国共同开创的新型地区安全合作模式--上海合作组织(包括前期的“上海五国”阶段)已经进入了第七年。由于地缘政治格局变化和各国社会稳定的需要，在这个不长时间里，经过六国政府和领导人的共同努力，上海合作进程已由原先的边境地区双边军事安全谈判发展成为今天多边、多领域的安全合作机制。从各国1996年签署的上海协定到2003年签署的《莫斯科宣言》等重要文件，无不体现着六国领导人在以维护各国稳定和保障地区安全为基本目标的国际合作中，对综合安全理论的探索。上海合作机制从初创到成熟的发展历程，恰恰也反映了冷战后欧亚地区各国对综合安全理论的认同、接受与创新的过程。 一 早在20世纪70年代，随着世界经济的不平衡发展和全球化早期浪潮的冲击，人们已经开始意识到，除传统安全因素之外的一系列非传统安全因素的影响力正在增强。在这样的背景下，西方学术界开始对国家与国家集团的“综合安全保障”问题进行研究，并首次将应对诸如战争、破坏、颠覆、封锁等传统意义上的安全威胁，与政治、经济、军事 、外交、文化以及资源、生态等多方面的问题和条件联系起来考察(注：J.S.Nye and R.O.Keohane:“Transnational Relations and World Politics:An Introduction”,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25,1971,pp.326～350.)。进入上世纪80年代后，冷战格 局下的旧式国际关系构架已经开始出现松动，这更为原处于两大军事集团对抗条件下的 各种非传统安全因素有机会产生相对独立的影响提供了机会。由此，各国政治家们也渐 渐形成了具有倾向性的认识：有可能作用于未来国家、地区乃至世界安全的因素，远不 止于此前被各国普遍认知的那些内容。1987年第42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的挪威前首相布伦 特兰夫人的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在提出可持续发展这一重要概念的同时，还 重点强调了必须扩大关于安全的定义，使国家安全与国际安全广泛关联的理念被更多的 人所接受(注：廖辉芳：《试论国家综合安全》，载《贵阳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200 2年第1期。)。冷战结束后，长期在国际关系领域居支配地位的政治、军事对抗关系的 影响明显下降，而原先处于非支配地位的诸如民族矛盾、宗教冲突、恐怖主义、有组织 犯罪等问题对各国稳定和国际安全的威胁程度明显上升。这一突出的现实，强烈地冲击 着人们固有的安全观念和安全理论，也使包括将非传统安全因素接纳在思考范围内的综 合安全意识普遍强化。尤其在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受冷战结束影响直接冲击的欧亚地区， 由于各国经济发展与社会管理水平原本相对低下、重建国家体系与改组经济模式使发展 成本大大提高，加之历史遗留的领土争端、宗教对抗、民族冲突、社会犯罪等诸多热点 ，亟待运用综合安全理论认识和解决的问题更显突出。在世界安全形势急剧变化的要求 下，在国际关系积极实践的推动下，各国学者不断完善和充实着综合安全的定义，使之 在理论上更加丰满，在实践中更具指导意义。集多数学者的观点，“综合安全”(Comprehensive security)的定义可抽象地理解为一种全方位的、多层次的、内容广泛 的安全(注：王逸舟：《论综合安全》，载《世界经济与政治》1998年第4期。)；若就 安全问题的类别而言，综合安全的概念包括了传统安全(如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军事 、军备和军控裁军等安全领域)与非传统安全(如经济安全、生态安全、社会安全、信息 安全、文化安全等领域)的所有主要内容；就国际关系实践而言，综合安全是指通过政 治、军事、经济、外交等多种手段和方式维护国际政治主体免受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安全 威胁的一种理想状态(注：唐永胜、程海南：《关于综合安全》，载《欧洲》1997年第3 期。)。从上述的概括和总结中我们不难看出，国家安全理论从传统安全观念到非传统 安全观念，从单一安全领域到综合安全领域，实际上是由安全概念的内涵向外延的扩展 。 以冷战结束为标志，国际社会对关系世界安全诸多领域的侧重点也随着政治格局的重 大变化而发生转移，各国政治家们对这一发展中理念的理解，开始更加强调非传统安全 的内容；在国家和国际安全事务的操作上，也更加注重系统与综合的意识。正是基于对 上述定义的理解，回顾上海合作组织的发展过程，我们不难从中领会到各成员国谋求实 现本国和地区综合安全状态的思想与策略主线；也不难从这一营造国家及地区稳定构架 的合作过程中，评估各成员国具有创新意识的国际政治实践对综合安全理论发展的推动 。 二 早在冷战结束以前，随着世界科技迅猛发展，以国家和民族为划分单位的人类群体之间的距离已经被大大缩短；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50多年间，全球经济充分市场化的发展进程使国际社会所有成员都明显地意识到独立的政治活动和经济发展空间变得日益狭小。当雅尔塔体系逐渐瓦解、东西方两大军事阵营的对峙终于结束时，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已经成为充分影响、甚至主导国际政治发展特性的强劲动力。在这股潮流冲击的影响下，国际关系出现了一系列鲜明的特点：体现为军事、政治、经济等多元因素紧密相关的综合作用力上升；由于各国际政治主体之间在发展、把握和运用这些综合因素的过 程中，相互依赖、相互竞争、相互协调、相互制约的程度越来越严重，大多数不同社会 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利益取向、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之间逐渐形成了一种彼此间 寻求协调立场、平衡利益、依存发展的特殊共生关系，将这种关系模式以论坛化、机制 化、法制化的框架固定下来的，即是雨后春笋般出现的各类国际性、地区性合作组织；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国家间及国家集团间的战略利益争夺与国际地位竞争更多地体现为 综合国力的较量，竞争的方式也由以结盟对抗和军备竞赛为主的传统方式，转变为以全 方位发展综合国力为主的综合竞争(注：阎学通：《中国国家利益分析》，天津人民出 版社1996年版，第59页。)。 而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任何一个国家实现发展综合国力的活动本身都超越了单纯发展 本国经济力量、军事力量的国内意义，而成为一种具有更广泛影响的国际行为。而且， 鉴于各国实现这一目标的方法的多样性和途径的多向性，这一活动本身即属于一种多元 的过程。它大致包括四个主要方面：第一，建成强大的(以建立在现代科技基础上的国 民经济体系为主干的)国内发展体系；第二，形成保障国内发展体系正常运转的社会稳 定机制；第三，建立与国际市场保持广泛联系、并能适应其变化和参与其规则制定的高 效国际经贸平台；第四，运用军事、外交、经贸等多种渠道，开辟和经营综合发展的有 利外部空间。无论在冷战后处于国际社会中的什么地位，大多数国家都面临着加入和实现这一过程的需求与压力。正是由于这一趋势在被不断地强化，在世界范围里形成了探索与实践新安全理念的潮流。经过冷战后发生的几次地区性安全危机引起的理性思索， 人们开始更加清晰地意识到，在国际政治发展的自身动力和各国对世界政治、经济新秩 序追求的双向推动下，新的安全理念将对当代国际关系特性带来以下两个方面的明显变 化：一方面，任何一个国际政治主体的国家安全与国力发展之间形成的既相互保障，又 相互制约的内在联系被大大强化；另一方面，各国际政治主体的基本国家利益，在越来 越大的程度上需要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得到体现、发展和维护，它们之间原本可以在相对 独立的环境下维护与发展的国家安全利益，也将处于一种有条件的相互影响、相互依存 的复杂关系制约之下(注：唐永胜、程海南：《关于综合安全》，载《欧洲》1997年第3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