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什上台以后，保守派人士纷纷入阁，其中较为明显的一支被冠以“新保守派”。新保守派对布什政府的外交政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们有着自己的理念和哲学，这其中推广民主的思想较为突出。本文试图就新保守派扩展民主的思想作些探讨，对在扩展民主思想推动下的扩展民主实践及其影响做出自己的分析。 一、新保守主义的历史沿革 新保守主义是相对于自由主义和传统的保守主义而言的，它是20世纪60年代美国崛起的“新保守派”思想的政治标签。新保守主义是20世纪60年代自由主义在美国政治和社会生活中泛滥的反动，同时也是美国国内社会政治的裂变和国际环境变化作用于美国意识形态的结果。[1]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肯尼迪、约翰逊总统在国内首倡“伟大社会计划”、在国际上发动了越南战争。这两项以自由主义为理论基础的运动都遭到了失败，所以自由派知识分子围绕美国的冷战政策和道德准则展开了一场辩论。在这场辩论中，冷战的自由派分裂为两个派别。一派把“伟大社会计划”的失败归咎为美国政治制度掣肘进而对美国政治制度产生了怀疑，这一派人物被称为“新左派”；另一派知识分子认为“伟大社会计划”的失败是自由主义本身的问题，所以他们开始与激进的“新左派”拉开距离，这一派就是所谓“新保守派”。 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冷战政策遭到了激烈的批评，“新左派”甚至抨击美国的政治制度。在这个时刻“新保守派”成为新一代的冷战斗士，他们极力为美国的冷战政策辩护，并树立美国制度优越的信念。里根上台后，新保守主义获得了极大的发展，因为里根和新保守主义有着许多共同的语言。里根政府对苏联采取“推回”政策(Roll Back)并强调道德征伐，这些政策与新保守主义者的主张不谋而合。 但是，20世纪80年代后期，新保守主义者没有能够对苏东的变化做出合理的预测和分析。苏联的解体，使得新保守主义者失去了目标，在政策主张上出现了分歧。冷战后，新保守主义阵营也分裂为老的新保守派和年轻的新保守派，老一辈的新保守派主要强调反共(国际上)反左(国内)；年轻的新保守派则强调在海外推广民主，在国内反右(主要是中西部的新孤立主义)，强调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导作用。[2] 由于新保守主义阵营一定程度的分裂，加上民主党的长期主政使得新保守派出现了一个低潮。但是，新保守派大多是学者，他们控制着美国许多著名的期刊和杂志。1985年新保守主义的“教父”欧文·克里斯托尔(Irving Kristol)创办了《国家利益》(National Interest)季刊，该杂志迅速成为新保守主义者的中心论坛之一。1994年新保守派新的领军人物威廉·克里斯托尔(William Kristol，巧合的是他是新保守主义“教父”之子)创办了《旗帜周刊》(The Weekly Standard)，这个期刊很快就成为了新保守主义的重要理论园地。除了上述两个杂志外，新保守主义重要的理论宣讲阵地还有：《评论》(Commentary)、《公共利益》(The Public Interest)、《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和《世界事务》(World Affairs)等。 2001年乔治·W·布什入主白宫，他自称自己是“富有同情心的保守主义”，这样新保守主义迎来了新的春天。新保守主义者创立的“美国新世纪计划”(PNAC)与布什政府的重要人物关系密切，他们为布什提供了诸如“先发制人”的外交理念，完成了布什主义的理论阐释。新保守主义经过了几十年的发展和嬗变已经成为美国国内尤其是外交领域的一个重要政治思潮。 二、新保守主义推广民主的外交思想 新保守派是由冷战的自由派转化而来，对自由主义先认同而后摒弃，但是它与自由主义者还存在着共同的思想渊源。新保守派和自由派在外交政策上都主张道义原则或意识形态的作用，新保守派甚至自诩自己是理想主义的信徒。新保守派虽然经历了嬗变，它的领军人物也不断变化，但是在这些人物的思想深处推广民主和道德征伐根深蒂固。笔者试图从以下四点来进行分析。 第一，新保守主义的政治哲学基础。 “新保守主义”不同于一般政治思潮，有着非常深厚的哲学基础，其思想先驱为20世纪50—70年代于美国芝加哥大学任政治学讲座教授的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应该说，施特劳斯是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政治哲学家之一，他几乎是单枪匹马颠覆了几百年以来的自由主义话语。施特劳斯对古希腊经典作一种抽象主义的阐释，推崇古典思想对普遍性所持的非历史观点，强烈信奉存在着超越历史、民族、特定文化传统的普遍价值，且这种普遍价值在对柏拉图著作的解读中呈现出来。[4]在施特劳斯那里，道德和法律束缚并没有回来，但不同的民族和文化之争就不再是多元文化之争，而是高尚与卑鄙、美好与丑恶、文明与野蛮之争。[5]新保守派一方面主张读文本，以六经注我的方式来诠释古典思想，立足所谓“西方传统”、将传统重新诠释成对己有利的东西。另一方面有浓厚的尼采主义倾向，认为“价值普遍性”是需要采取政治手段从外部强行指定的、主张对持有异议的社会进行干涉。[4]正是新保守派基于这样的政治哲学，他们加强对自己传统的认可，对那些他们认为野蛮和丑恶的文化要进行干涉，这个也就是新保守派主张对外推广民主的哲学源头。 第二，天赋使命的论调。 新保守派继承和发扬了美国人天赋使命的传统，他们不遗余力地宣传和推广美国的民主精神和民主制度。新保守派的本·魏登堡1989年在《国家利益》上发表了“新天赋使命”，他主张“美国应当推行民主……尤其是美国式民主……只有美国人才能有这样的使命感和胆量去进行……全球文化的宣传”，甚至承认“我们的确犯有那些反美分子指控我们的罪名——我们的确是历史上最有活力的文化帝国主义”。[6]新保守派的另一成员乔舒亚·穆拉夫切克在1991年出版的《输出民主——完成美国天赋使命》一书中指出“促进民主事业可以成为最有成效的美国外交政策，不仅在道义上如此，而且对本国利益来说也是如此”，其依据是：首先，“世界上的民主国家愈多，美国所处的环境就愈友好”，其次，“世界上民主国家愈多，世界就愈趋向于和平”。[7](P6-8)在苏东的形势发生重大变化以后，一些新保守派成员，如卡尔·格什曼、埃利奥特·艾布拉姆斯等积极主张把输出民主制度确定为美国外交的中心任务，认为形势发展证明了美国价值观的可输出性，提出民主是美国政治中最大的资本。[8]新保守派早期的旗手欧文·克里斯托尔也在文中指出：“美国的文明是世界上最为先进的文明，我们在国际事务中就要拥护民主、反对共产主义……如果世界上多数国家敌视美国的民主，世界就不会和平，美国负有保护自由和推广民主的责任。”[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