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时间2003年5月2日上午9时，美国总统布什在“林肯”号航空母舰上宣布伊拉克战争已基本结束。一场军事行动持续仅40多天，而争论却长达一年有余的战争就这么戏剧般的收场。随着美英对伊的军事占领和萨达姆政权的土崩瓦解，伊拉克进入了战后重建阶段。美国打着“反恐”、“反扩散”和“实现民主”等多种旗号发动了对伊战争，世人同样可以从不同的视角剖析这场战争，以获取多方面的警示。本文拟从“美国例外论”(注：所谓“美国例外论”即是“American Exceptionalism”，在不同的学科(诸如历史学、社会学、文学、政治学等)语境下，它都有着不同的含义。本文主要是从政治学的视角出发，探讨其作为一种政治文化传统的内涵及其对美国外交的影响。)的视角来透视美伊战争，进而探讨它对美国外交战略的影响。 一、“美国例外论”：一种扭曲的世界观 “美国例外论”这种政治文化传统在美国有着数百年的历史渊源。在美国建国前后及其成长发展壮大的历史进程中，它对美国外交都有着挥之不去的影响。 一个国家执行何种对外政策，与该国对自身、对世界的看法紧密相关。从政治学的角度来看，美国例外论是美国民族主义的一种特殊形式，也是一种独特的意识形态。它是关于美国人如何看待他们自己，看待他们在世界上的形象、作用和与其他国家关系的一套思想见解和主张。概括地讲，美国人认为，美国与其他国家是不同的，美国的各项制度优越，是各国的范例，美国是人类社会的拯救者，具有向外部世界推广其制度、传播民主自由价值观念、改造世界的神圣使命。它有以下若干特征： 第一，以清教主义为宗教渊源，有着较强的宗教色彩，体现出强烈的天定使命感，认为美国负有将自己的政经制度向外传播的特殊使命，因而具有很强的扩张性。清教徒在欧洲受到宗教迫害，来到新大陆寻找一片净土，实现自身的宗教追求。1630年，马萨诸塞湾的首任管理者约翰·温思罗普(John Winthrop)在布道中宣扬：“上帝的以色列就在我们中间。…我们将是山巅之城，所有人的眼睛都在注视我们。”(注：Paterson,Thomas G.ed,Major Problems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Documents and Essays,Lexington,1992,p.28.)这种发端于此的使命意识，成为美国世代相传的思想遗产。因此，源于清教精神的使命意识就成为“美国例外论”重要的思想立足点。“美国不仅是各国的榜样，也会是世界的保护人，规范其他国家的行为，代表着拯救世界最后也是最好的机会。”换言之，“美国的神圣使命就是将新教、民主制度、自由资本主义制度向北美及其以外传播。”(注：Deborah L.Madsen,American Exceptionalism,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1998,pp.100.) 第二，它不仅强调美国与其他国家是不同的，更推崇美国独一无二的优越性，认为美国的政治、经济、文化都比其他国家优越先进，体现出明显的种族主义倾向。从地理上看，美国本土受到两大洋的屏蔽，自第二次英美战争以来，无论国际上发生多么重大的战争，美国本土总能幸免波及，这使得美国人有着与众不同的感受。虽然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优越感，但就美国历时仅数百年的发展进程而言，的确有其独特的地方，它曾经有过的辉煌成就是其他国家所没有的。(注：[美]奥托·纽曼、理查德·德·佐萨：《信息时代的美国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37页。)美国的优越感表现得十分强烈，即多数美国人认为自己的模式是最好的，是各国学习效仿的榜样。 简单而言，它有三种含义：1)美国因为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从而免于欧洲大陆的倾轧，避开纷繁的战火，享有“天然安全”(free security)这一其他欧洲传统强国所不具备的独特优势，因而美国人已经习惯于这种天然的安全状态。2)美国的成长经历、发展模式乃至具体的政经制度都与其他国家有着鲜明的差异，因此美国是与众不同的。3)基于上述优势和特色，很多美国人形成了一种民族优越感，一种高高在上的“山颠之城”情结，认为美国是上帝的选民，应是各国学习的典范，更肩负有拯救世界的使命。其中，最突出的特征就是这种优越感与使命感的糅合，投射在对外关系上，容易导致美国国际主义旗帜下的种族主义和干涉主义倾向。 “其实，美国政治文化中的‘选民’意识本身就带有强烈的偏见和不平等色彩。它在强调美国新教徒是上帝‘选民’的同时，已经把其他民族看作是被拯救的对象。因而，这种‘使命’意识自身已经从根本上否定了自然权利思想所鼓吹的自由平等原则和进步发展观点在人类社会的普适性。其目的只不过是为美国谋求世界的领导地位提供合理的依据。”(注：汪波：《美国新霸权主义外交政策中的政治文化传统》，载《世界历史》，2002年第1期，第33页。) 二、“美国例外论”影响下的美国外交理念和对伊战争决策 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的制定既是对国内外的现实环境的反应，同时也烙印着本国的历史文化传统。自然，美国的外交政策也不例外。美国发动的这场对伊拉克的战争，是国内与国外、现实与历史等多种错综复杂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是美国外交历来有着鲜明的道德主义色彩，在追求经济利益、地缘优势之外，更包含着推广美国式民主的强烈诉求。 美国在海湾战争结束12年之后所进行的这场对伊战争，有着众说纷纭的各种原因，诸如控制石油资源、建立亲美伊拉克政权、构筑有利于美国的中东地区新秩序等等。笔者认为，除了上述因素之外，美国例外论这种深入人心、根深蒂固的政治文化传统对这场战争的决策起到了微妙而不可忽视的推动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