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困境(security dilemma)是国际安全研究领域中一个重要的概念。(注：关于安全困境，西方学者一般认为最早是由美国学者约翰·赫兹1950年1月在《世界政治》杂志“理想主义者的国际主义与安全困境”一文中提出。其后，众多国际关系学者均提及这一概念。参见亚历山大·温特著，秦亚青译：《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小约瑟夫·奈著，张小明译：《理解国际冲突—理论与历史》，世纪出版集团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它主要界定的是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下，主权国家行为体间因互信缺乏和彼此猜疑、出于各自安全目的而扩充实力(军备)的国家行为，最终却导致国际关系中安全普遍缺失的危险境况。 从构成主体(多个主权国家)、形成和确证方式(均势的反复破坏与重构)及主要涉及的内容(国家利益特别是安全利益)几方面来看，安全困境是一个颇具传统现实主义色彩的概念。但安全困境概念极具复杂性。首先，安全困境的形成及其特质不仅仅与传统现实主义及新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所熟谙的物质性因素或结构性因素(注：新现实主义的结构是微观经济学意义上的结构，是完全意义上的物质性结构。其构成是国家的物质性实力，实际反映了国际关系中物质力量的分配。)有关。或者说，安全困境不仅仅是一种客观状况。安全困境的生成及其界定涉及相关国家领导层和民众的某种特殊心态，即安全感的普遍缺失，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安全的一种主观评估和判断。其次，安全困境的形成及其特质与国家行为体在国际社会中的角色、身份和利益的社会建构和文化认同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正如巴里·布赞所言：对威胁、脆弱性，与安全(不安全)的感觉与其说是存在或不存在，倒不如说他们是被社会建构而成。(注：巴里·布赞等著，朱宁译：《新安全论》，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78页。)某一国家行为体究竟被其他行为体界定为敌人、竞争者还是朋友，或者该行为体究竟将其他行为体界定为敌人、竞争者还是朋友，还直接影响一个地区的安全态势。因此，简单化地停留在现实主义的语境中，无法对安全困境作出圆满解释。在对安全困境的研究分析中仅运用单一研究范式是不够充分的。具体言之，需要结合(新)现实主义、建构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多种范式。只有这样，才能对安全困境的形成原因及其特质作出全面的阐释，并在此基础上寻求安全困境的出路。本文试结合(新)现实主义、建构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几种范式对当今国际关系中最具典型性的东亚安全困境作一分析。 一、东亚安全困境现状 东亚泛指亚洲东部，涵盖东北亚与东南亚。由于具有极其重要的地缘政治价值，拥有丰富的战略资源，该地区自19世纪始即成为帝国主义列强觊觎和争夺的对象；在20世纪相当长的时段里一直是对抗与冲突的高发地带。 冷战终结后，东亚安全问题仍然是国际安全研究中的热点问题之一。关于东亚安全困境，主要有以下两种预测。其一是现实主义者所谓的“回到未来”(back to the future)说，即认为冷战的终结使得先前被压制的地区冲突得到释放。随着古典均势政治的复兴与霸权政治重新支配区域国际关系，东亚将很容易失去稳定。无疑，这是一种悲观主义的预测。第二种论说则是新自由主义者所坚持的，认为随着20世纪末复合相互依存的发展，新兴工业国之间的军事争夺已经减弱。复合相互依赖能消除东亚区域内爆发严重冲突的危险。无疑，这两种论说都具有一定的说服力。但冷战后的东亚现实表明，悲观主义的预测似乎更接近事实。 冷战终结后，与全球范围内裁减军备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东亚不仅未实现人们期待已久的真正的和平，反而涌动着一股军备扩充的浪潮。东亚多数国家(地区)军费开支数年来持续较大幅度增长。(注：相关资料可参见：Barry Buzan and Gerald Segal,“Rethinking East Asian Security”,in Michael T.Klare and Yogesh Chandrani eds,World Security,1998,by St..Martin's Press,Inc,New York.)自新西兰到韩国的整个地区，防务开支以每年3—5%的速度增长，是世界军费开支增加最快的地区。(注：陈峰君：《当代亚太政治与经济析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50页。)在东北亚、台海地区及南中国海周边地区，“逆裁军”态势尤为严重。尽管在上世纪90年代末，因金融危机之故部分东亚国家一度削减了武器购买计划。但总体上看，通过购买和研发尖端武器，东亚地区在后冷战时期竞相建立了更具杀伤力的常规武器库。各国意欲谋求自身的绝对安全，结果导致的却是军备竞赛节节升级，区域和平与稳定难以保障的安全困境局面。 东亚安全中最不确定的两大因素莫过于美国和日本，堪称东亚安全中的“两大隐患”。(注：陈峰君：《当代亚太政治与经济析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53页。)东亚安全困境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与美国在该区域内削减军备、扶持日本的战略意图相关。一方面，美国通过制造权力真空而非建立军控机构或集体安全机制助长了东亚军备竞赛。(注：Barry Buzan and Gerald Segal,“Rethinking East Asian Security”,World Security,p.102.)二战以来，美国一直扮演着东亚最为重要的平衡力量的角色。冷战后美国在东亚的战略收缩(主要是撤军和关闭部分军事基地)，给地区安全带来了新的变数。各国不得不购买军备，增加自身的防卫能力，以提高本国的安保系数。而每个国家安全系数的提高，又不可避免地会使其周边国家的安全系数下降，导致猜忌和安全担忧并引发军备竞赛。另一方面，美国对日本的战略支持实则迎合了日本成为政治、军事大国的意愿，推动日本军事实力的迅速膨胀，增加了其他东亚国家对日本的猜忌，加剧了地区安全困境。1996年美日签定的《日美安保联合宣言》和1997年公布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为日本扩充军备提供了某种合法性基础。近年来，美国还力图将日本拉入TMD计划。在1999和2000年度，日本防务开支已分别达到479.91和480.39亿美元。(注：《简氏防务周刊》电子版，2000年1月12日相关报道。)1999—2002财政年间，日本总共花费137亿日元(约1.14亿美元)用于导弹防御的研究，此外还增拨了19亿日元(1580万美元)用于试验新开发的系统。2003年8月5日，日本防卫厅公布了2003年度国防白皮书，将朝鲜及其弹道导弹列为对日本国家安全的最大威胁，呼吁日本政府加速反导弹系统的研究和部署。(注：人民网2003年8月6日相关报道。)近几个月，日本已经并还将发射多颗间谍卫星监测亚太特别是东北亚军情。由于有强大的经济、科技实力作为基础，日本军事实力的每一步提升都会导致地区力量对比的失衡，引发朝鲜等周边国家的安全担忧。亚洲国家除了担忧日本军国主义会借尸还魂，更担忧一个亚洲新冷战体制将从此出现，最终导致亚洲的分裂与冲突。在此情况下，各国谋求自身安全的努力必然导致新的军备竞赛，从而引起地区安全困境。目前，以朝核危机最为突出。朝鲜本来就拥有较强的常规军力，让许多国家不敢小觑，其导弹试射与核武研发更是对一些国家构成强大震慑，进而引起相关国家的针锋相对，加剧了地区内的安全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