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美分歧有着深远的历史根源。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法国就开始在北约内部与美国闹独立。法国的这种对美离心倾向在戴高乐时代发展到顶峰。其时，法国不顾美国的压制和阻挠，执意退出北约军事一体化机构，发展独立核力量，改善同社会主义阵营的关系。作为开时代风气之先者，戴高乐为法美关系的发展定下了基调。以后第五共和国的历任总统不管政治观点如何，都或多或少地继承了戴高乐的政策遗产，向美国的主导地位挑战。 时间并未弥合二者之间业已形成的裂隙。冷战结束后，法美非但没有尽释前嫌，反而由于共同“敌人”的消失，二者赖以结盟的战略基础也发生了动摇。迄至“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随着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调整和实施，成型于二战后的美欧同盟关系也发生了引人注目的变化。尤其是在美对伊拉克实施“先发制人”打击这一重大问题上，以法德为首的一些欧洲国家公开了它们与美国的分歧。有学者认为这是对大西洋两岸的根本文化和制度基础的动摇，美欧同盟关系开始走向死亡。(注：Robert Kagan,“Power and Weakness”,Policy Review,Summer 2002.)也有些学者认为这些分歧并不是不可调和的，美欧之间仍有着共同的价值观和利益诉求。(注：Philip H.Gorden,“Bridging the Atlantic Divide”,Foreign Affairs,January/February 2003,pp.70—83.)如何解读这些矛盾的观点和看法?本文试图以“9·11”后法美关系的发展演变为例，探讨在当前美国反恐特殊时期，法美之间裂痕的产生与弥合过程，进而阐释美欧在“9·11”之后关系的新变化。 一、“9·11”后的法美关系：从弥合到裂隙再到修复 美国总统布什2001年夏首次访问欧洲时曾遭到大规模抗议，这不仅是因为欧洲人普遍认为布什是一个知识贫乏的牛仔，更重要的是，在欧洲国家看来，布什的当选代表了与欧洲价值观有着很大差异的“美国化”观念。此后，美国因不愿接受一些多边机构的约束而采取的单边主义行动，如拒绝参加国际刑事法院、退出《京都议定书》、不接受《禁止杀伤地雷国际公约》和《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等更是加深了欧洲认为美国只顾自己利益的坏印象。然而，“9·11”恐怖袭击事件的发生却引起了国际社会对美国的广泛同情，欧洲更是迅速表达了对传统盟友的支持。作为欧洲大国，法国率先垂范，希拉克是在“9·11”后第一位飞往华盛顿，向美国表示支持的西方国家元首。接着，布什在阿富汗耐心、谨慎的军事行动使得欧洲人对他刮目相看，欧洲国家因之一反先前的疏离态度，对美国打击“基地”组织和塔利班政权的行动都给予了强有力的支持。欧洲国家领导人宣称他们与美国“无限团结”，北约盟国还援引了《北大西洋公约》中的第五条，即共同防御条款，认定对美国的任何攻击都将被视为对全体北约国家的攻击，因此将被给予集体还击。欧洲作为一个整体坚定地与美国站在了一起。 然而，在亲近的背后也蕴藏着又一次的关系危机。以法国为首，欧洲人开始对美国将一切事情都简单地归结到反恐战争并将其扩大化的做法表示不满；而巴以之间频频发生的相互暴力事件也使他们对华盛顿无条件支持以色列的强硬政策提出批评。美国人则抱怨法国不愿支持美国对伊拉克这样的敌对国家采取行动，并指责法国在恐怖主义问题上立场软弱。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甚至威胁说：“美国必须以任务决定联盟，而不是以联盟决定任务。”(注：John Ikenberry,“America's Imperial Ambitions”,Foreign Affairs,September/October 2002,p.54.)虽然英国首相布莱尔反复警告说法国和美国分裂会造成危险，但法国总统希拉克仍坚持“多极世界的必要性”，希望欧盟能够说服美国。两种观点在欧洲都有各自的支持者。西班牙和葡萄牙同美英意见一致，大多数中欧国家及意大利、荷兰、丹麦也倾向于大西洋主义；法国则希望至少欧洲可以宣布和美国分道扬镳，其立场得到了德国、俄罗斯、比利时等国以及大多数欧洲左冀力量的支持。 随后，更具震撼力的事件发生了：法美之间就是否对伊拉克实行“先发制人”的打击而公开走上对立。两国在伊拉克问题上的分歧可谓由来已久。法国外长多米尼克·德维尔潘曾说，透过伊拉克危机，人们看到了两种不同的“世界观”：一种是崇尚权力和武力，相信民主有可能从外部强加；另一种是强调国际合法性和捍卫国家安全利益，希望尽量避免使用武力的可能性。(注：德维尔潘3月27日在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年会的讲话：“权利、武力和公正”[N]，[法]《世界报》2003年3月28日。转引自《参考资料》2003年4月15日。)法德等国普遍认为布什政府所偏爱的“先发制人”战略同主权原则是对立的。两国指出，根据主权原则，只有在抵抗侵略或受到袭击时战争才是合法的，同时相信在伊拉克问题上联合国仍有和平解决问题的可能。为阻止美国武力攻伊，法国和德国宣布将在安理会投票反对美国，这是没有先例的。法德的态度最终导致美国、英国和西班牙三国要求联合国授权动武的提案流产。不仅如此，法德还广泛开展反对美国对伊政策的外交游说活动，这些游说活动打破了大西洋联盟半个世纪来的关键时刻“一致对外”的传统。“伊拉克战争以及法国在联合国安理会的所作所为已经使美欧关系处于1945年以来最糟境地之中。”(注：Elaine Sciolino,“Europe Assess Damage To Western Relationships And Takes Steps to Rebuild”,The New York Times,April 2,20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