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9·11”事件发生以来国际形势的变化，在推出一连串新理念的基础上，美国政府在2002年出台了新的国家安全战略。此战略有两大特点：第一，重新评估“9·11”后美国所处的安全环境，重新界定美国当前的利益和目标。据此，修订2001年9月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转变美国防务政策，提出美军的四大防务政策目标和要达到的六大作战目标。第二，强化危机意识，强调本土安全。美政府于2002年9月27日在提交国会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提出“先发制人”战略。其中心思想是：美国现在面临的是一个与过去完全不同的敌人，因此美国的军事战略必须作出改变；在无赖国家以及受其庇护的恐怖分子有能力威胁美国及其盟国和朋友或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之前，美国必须准备将其阻止；美国在不断寻求国际社会支持的同时，在必要的情况下也会毫不犹豫地单独采取行动，通过对恐怖分子先发制人的打击行使自卫的权利；美国要保持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力量，不允许任何国家对其第一军事大国的地位构成威胁；美国必须保持打败敌人的能力，不管敌人是一个国家还是其他力量；美国并不想依靠实力来取得单方面的利益，而是为了实现有益于人类自由的权力平衡。 毋庸讳言，美国的变化会引起世界的变化，美国政策的变化会引起大国关系的变化。从这一点来说，美国国家安全新战略的出台无疑是后“9·11”发展时期的一件大事，它既是新世纪初大国关系的磨合和调整的不可回避的前提，也是预测新世纪初大国关系发展动向必须考虑的出发点。新世纪初的大国关系将呈现如下特点和趋势： 首先，美国在“9·11”事件后的所作所为，从阿富汗战争到伊拉克战争，都说明今天的世界进入了一个美国主导的大国合作的新时代。尽管世界主要大国对“9·11”事件后的美国主导的反恐战争有不同的看法，但国际恐怖主义的袭击无疑使美国在一定程度上转移了战略重点，同时，也给世界各大国提供了与美国协调关系的机遇。“反恐”在有意无意中成为大国合作的一个平台。美国领导人及时看到了这一点。在完成了国内各项“反恐”工作的重组后，布什政府现在要做的就是在国际上实现大国关系的重塑，以反恐为平台构筑新的大国关系格局。以哈斯提出的“统合论”为手段，将主要大国纳入以美国为主导的“自由世界共同体”，团结、拉拢一般的发展中国家，集中打击恐怖主义及其庇护国，而后以是否反恐、是否接纳自由价值观为标准，将其进行再划分，以超强实力为依托，以主动出击为手段，进行整合，从而塑造反恐时代下的新的国际关系秩序，超越老布什“世界新秩序”构想，完成美国霸权战略的最终布局。俄罗斯和美国关系的大调整，就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美国整合大国关系的意愿。两年来，美国一直在主动改善中美关系，也是美国“通合论”从理论到实践的一部分。 其次，“反恐”是今后一段时期大国合作的基础，“动用实力解决恐怖主义组织及其后果国家”和“动用制度和价值观来解决同世界各大国关系和其他国家的关系”将是美国奉行的两手策略。 美国的“先发制人”战略不是针对所有国家的，特别是不可能针对世界其他负责任的大国。它确实是反映了美国的国际战略出现了重大调整，反映了以美国的利益和价值观为核心，将世界各国和国际组织整合到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中去。但从美国实现对外战略目标的三大因素—实力、制度和价值观—来看，美国能动用实力来解决问题的，恐怕还只能是那些对美国本土安全带来直接威胁的恐怖主义组织及其背后的支持国家。对于世界大多数国家来说，美国恐怕还是只能用“制度和价值观”等手段来对付。 第三，大国关系将依然错综复杂，在确保本国安全和利益的前提下，美、欧、俄、日将呈现“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局面。 美国和欧洲的关系依然是美国对外关系中最重要的关系，美欧不可能分道扬镳，分歧将会修复，“志同”仍然“道合”。伊拉克战争爆发前后发生的美国和欧洲的激烈争端和对抗的局面，一度使人以为美国和欧洲的关系走到了历史的尽头，似乎出现了另类的“历史的终结”现象。应该说，欧洲和美国之间的裂痕是非常深的，笔者认为，欧美分歧的核心就是“都想在国际上扮演最重要的角色”，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美国在冷战后“由于对手的垮台使美国处于独一无二的地位，成为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真正的全球大国”。再加上连续10多年的经济增长使美国对自己的价值观抱有更充分的信心，对自身的军事实力更是充满一种睥睨一切的情绪，特别是自从反恐战争发动以来，从阿富汗到伊拉克，“打遍天下无对手”，这使美国傲气陡增，更使欧洲感到一种强烈的失落感。同时，也应看到，欧洲和美国在最根本的价值观理念上是一致的，欧洲国家不会反对美国建立民主和自由新秩序的主张，不会反对美国在尊重欧洲意见的前提下对双方认同的“无赖国家”动武，关键是反对美国独家享受因此而得来的经济和安全利益，欧洲主张的“多极化”是一种方式之争，而并非目标之争，只要美国在一定程度上照顾到欧洲的经济和安全利益，尊重欧洲的核心利益，努力达到盟国之间的“双赢”，美国和欧洲仍将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 “9·11”事件之后，影响和牵动国际格局和大国关系演变的重要因素之一就是美俄关系发生了质的变化。在小布什总统刚上台时，俄罗斯和美国在一系列问题上，如反导问题，间谍问题，人权问题等，摩擦不断，两国关系一度陷入低谷。但“9·11”事件给美俄关系的改善提供了契机，俄罗斯抓住机会在反恐战争中坚定地站在美国一边，积极支持美国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提供情报，开放领空，破例同意美军进入俄罗斯“传统势力范围”中亚地区，美国因此而对俄罗斯的合作行动予以高度的评价。同时，俄罗斯在美国退出反导条约，部署新反导系统，核裁军和北约东扩等涉及俄罗斯重大利益问题上——为美亮起绿灯，以实际行动表明“俄罗斯无意与美国对抗”。及至2002年5月下旬，俄罗斯总统普京和美国总统布什在莫斯科举行会谈，正式宣布两国建立新型战略框架关系，双方签署了一系列文件，如《俄美关于削减进攻性战略力量条约》和《关于新型战略关系的联合宣言》等。而后，5月底，北约19各个成员国和俄罗斯领导人在意大利首都罗马签署了关于建立北约—俄罗斯理事会的《罗马宣言》，将俄罗斯与北约的19 + 1机制正式更名为“20国机制”，这标志着俄罗斯与北约将在打击恐怖主义、防止核扩散、军备控制、处理地区危机以及参与国际维和行动等方面加强磋商与合作，标志着俄罗斯在上述各方面获得了与北约19个成员国同等的权利与义务，还标志着双方关系朝彻底“埋葬冷战思维”方向迈出了一大步。6月底，在加拿大举行的8国集团首脑会议决定将2006年的首脑会议放在俄罗斯举行。所有这些事态表明美国和俄罗斯在各个领域里的合作程度在加快加深，合作的机制化水平也在上升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