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的结束不仅改变了世界政治图景，也激发了国际政治学者的理论思考，出现了所谓的国际政治学科的“第三次大辩论”。(注：对于大辩论有不同的说法，多数学者认为有三次，还有一部分人认为有四次。参见Yosef Lapid,“The Third Debate:On the Prospects of International Theory in a Post-positivist Era”,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Sept.1989;Ole Wever,“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Inter-paradigm Debate”,in Steve Smith eds.,International Theory:Positivism and Beyond,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在这次思想交锋中，建构主义作为一支新兴的力量异军突起，开始对主流理论的基本概念和命题提出质疑和挑战，并利用新的学科工具和概念对它们重新审视，其中安全困境的现实主义概念是其聚焦的重要对象之一。建构主义认为，安全困境并不像现实主义和新现实主义所理解的那样，是国际政治的固有特征和物质事实，而是一种主体间性的社会规则结构，这种社会结构是由行动者通过社会互动建构起来的。行动者在这种互动过程中建立起不同的规范、认同和共享知识(shared knowledge)，它们塑造了行动者之间的相互关系。行动者之间既可以建立安全困境的社会规则结构，也可以建立安全共同体的社会规则结构。同样是在无政府状态下，国家间的行为方式因文化结构不同而有不同的选择，并非只有自助的逻辑。本文拟讨论安全困境的现实主义和新现实主义的理解、建构主义的质疑和分析，以及这种再审视对国际政治研究的意义。 一新现实主义的安全困境 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安全困境”(security dilemma)概念由赫茨(Herz)在1951年首先提出。他把安全困境定义为一种社会情势：“在这种情势中，权力的单元发现它们自己在任何时候都是并肩存在，在它们之上没有更高的权威把行为的标准强加给它们，从而使它们彼此互不攻击。在这种情况下，由相互猜疑和恐惧而产生的不安全感驱使这些单元去争夺更多的权力以获得更大的安全。但这种努力证明有违自己得到安全的初衷，因为十全十美的安全最后是不可能得到的。”(注：转引自Brian Frederking,Resolving Security Dilemma:A Constructivist Explanation of the INF Treaty,Ashgate Publishing Ltd,2000,p.2.)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认为，当国家采取措施增加自己的安全，而其他国家认为这种行为有损于它们自己的安全而产生螺旋效应时，安全困境就出现了。不过他关注的是安全困境下的合作，并使用猎鹿博弈对此进行解释，认为安全困境虽然不能解除，但可以缓解。(注：Robert Jervis,“Cooperation Under the Security Dilemma”,World Politics,Vol.30,No.2,1978,pp.167—214.)新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沃尔兹从体系的结构与单元的关系出发进一步探讨了安全困境。在沃尔兹看来，国际体系的基本特征是无政府状态，也就是说，在主权国家之上没有共同的最高权力，政府之上无政府，国家与国家之间是平行关系。这种无政府状态的国际体系对国家的行为产生了单元(国家)层次所没有的性质。虽然国家的行为受到国内因素的影响，但在一个无政府状态的国际体系中，行为单元就会受到体系结构的约束，结构决定单元。安全是国家关注的中心，“权力只是一种有可能使用的手段，国家拥有的权力太大或太小都会有风险。力量软弱会招致攻击，力量过于强大则可能刺激其他国家，使它们增加军备联合起来对付它。在重要关头，国家最终关心的不是权力，而是安全。在无政府状态下，安全是最高目的，只有在生存得到保证后，各国才可能放心地追求安宁、利润和权力这类目标。”(注：肯尼思·沃尔兹：《国际政治理论》，胡少华等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页。)而定义国际体系结构的是国家间的力量对比，因此国家行为的变化主要是因为实力的不同而不同，而不是由于国家本身的意识形态、政治体制和领导人的性格等单元因素决定的。在无政府状态的自助体系内，国家的生存和竞争压力远比国内的政治压力要大。这种结构与单元的因果关系反映在国际政治领域就是国家的自助逻辑，这种自助逻辑使国家的行为具有如下的特征： 1.国际体系中的国家彼此担心和害怕。因为在无政府状态下，国家之间对对方的意图无法把握，没有任何国家可以肯定其他国家将来不会使用军事力量来打击自己，危及自己的生存，使自己陷入灭顶之灾。所以国家总是从最坏处着眼，时刻提防对手。而且，在国际体系中，除了第三方可能出于自利的考虑外，没有一种机制去惩罚入侵者，即没有一个机构提供“安全”这一公共物品。这种关系到自己生死存亡的环境使国家之间难以建立起相互的信任。 2.国际体系中的每个国家的目标均是保证自己的安全。由于国家彼此把对方看成敌人和潜在的威胁，又没有一个更高的权威在自己的生存受到威胁时来拯救自己，所以，国家的生存只能靠自己或者依靠联盟的形式来维系。 3.国际体系中的国家要保证自己的安全必须不断地追求相对权力的最大化，特别是军事力量的强大。这是在一个危险的世界中保证自己安全的最佳方式。为了保持自己对其他国家的相对优势，即使走向战争，也在所不惜，最理想的结果就是自己成为体系的霸主。(注：John J.Mearsheimer,“The False Promise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International Security,Winter,1994/1995,p.11;Paul Schroeder,“Historical Reality vs Neo-realism Theory”,International Security,Summer,1994,p.109.) 因此，按照新现实主义的解释，国家间的冲突和战争并不仅仅是由国家特性，更主要的是由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特征决定的，是国际政治的正常现象。“因为在无政府状态下，国家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来维护安全，而面对自己的威胁随处可见。每时每刻都注视着这种威胁，集各种手段以应付这种威胁已成为国际生活的基本方式。由于相互关系总是处于紧张状态，因而行为者总是相互猜疑，并且彼此敌视，尽管就其本性而言，它们并不愿意相互猜疑和敌对。就个别而言，国家可能只是以此来全力保障自己的安全，且不论每个国家是否具有侵略性。从整体上讲，它们的行为本身却导致了军备竞赛和联盟体制。”(注：肯尼思·沃尔兹：《国际政治理论》，第3页。)由于在国际体系结构中无政府状态是一个常量，因此，国家始终生活在自助的逻辑和处在不安全的处境中，而不论单元(国家)是什么性质。“在安全困境中，一国为保障安全而采取的措施，意味着降低了其他国家的安全感。在无政府状态下，一方聊以自慰的源泉就成为了另一方为之忧虑的根源。因此，一个国家即使是为了防御的目的而积聚战争工具，也会被其他国家视为需要做出反应的威胁。”(注：肯尼思·沃尔兹：《国际政治理论》，第3—4页。)也就是说，国际政治的无政府状态决定了国家无法摆脱安全困境，正是国际体系的结构使国家陷入安全困境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