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说来，决定国际格局的基本因素有两个，“一是实力分布，二是国家之间的关系结构”。[1](P.40)这两个因素，尤其是实力分布，具有相对稳定性，由此决定了国际格局的相对稳定性。伊拉克战争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主要实力中心的实力对比，但它牵动各实力中心调整政策，从而引起各实力中心的实力运用方式及相互关系的变化，最终引起国际格局的调整。本文拟从各实力中心战略调整的角度，分析伊拉克战争对国际格局的影响。 一伊拉克战争后国际格局的新特点 要理解伊拉克战争后国际格局的变化，首先要对伊拉克战争前国际格局的基本特点有一个基本认识。我国理论界和战略界的主流观点认为，冷战后的国际格局呈“一超多强”结构和“多极化”趋势，主要的力量中心有美、俄、欧、日、中等。“9·11”事件后，国际战略形势变化很大，“一超”与“多强”的关系调整激烈。从力量对比看，“9·11”事件并没有对国际政治力量对比产生直接影响。美国在“9·11”事件中受到的打击主要在精神与心理方面，实力所受影响非常有限。不仅如此，受“9·11”事件刺激，美国全国动员，成立国土安全部，大幅增加国防与安全开支，国内实现了团结，对外更积极谋求大国合作，争取各大国支持反恐，其超强实力在和平时期进一步提前释放，优势进一步凸显。各大国也顺应时势，与美合作反恐。国际上一度出现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前所未有的大国合作局面。 伊拉克战争是对“9·11”事件后大国合作反恐局面的严峻考验。围绕如何解决伊拉克问题，大国出现分裂。美、英在日本支持下，坚持以武“倒萨”。法、德、俄、中等则默契制美，反对美、英对伊动武，并在联合国形成冷战后少有的对美、英优势。结果是，美、英不得不承受政治失分的代价，在没有世界主要大国法、德、俄、中支持或默许下单独发动了对伊战争。 美、英与法、德、俄、中围绕伊拉克问题的较量，使国际社会忧心忡忡，不少人认为大国竞争再度集团化，并由此将分裂成势不两立的两大集团，一方以美、英为主，另一方以法、德、俄为主，在一定程度上包括中国、印度等。但是，伊拉克战争后，并没有出现大国集团对峙长期化的传统大国关系模式。美国虽然在伊拉克善后问题上一心确保主导地位，但没有坚持“排它主义”。在其它问题上，如朝鲜核问题、反恐和反大规模武器扩散、解决世界经济问题和其它非传统安全问题上，美国依然致力于谋求与其它大国合作。而一度坚决反对美、英对伊动武的法、德、俄、中各国也主动修复与美关系，寻求合作。美与中、俄、日在朝鲜核问题上的合作；美与欧、俄在中东和平“路线图”问题上的合作；“八国集团”埃维昂峰会上美与德、法、俄的和解、有关各方在反恐、反贫困、反危机等问题上的谅解，说明围绕伊拉克问题产生的大国分歧、对峙，并没有从根本上破坏“9·11”事件后形成的大国合作总体氛围，没有打断大国合作解决各种世界性难题的总趋势。 综而述之，伊拉克战争期间的大国对峙只是“9·11”事件后大国合作大潮中的一个小插曲。大国依然保持相互借重、相互依存、相互合作的基本力量结构和关系模式；单极与多极依然保持磨合、竞争与斗争关系；多极化依然保持在曲折中继续向前发展的基本趋势。尽管如此，伊拉克战争仍然揭示了“9·11”事件以来国际格局的不少新特点。 第一，美国继续享有超强优势。美国2001年国内生产总值达10.17万亿美元，占全球同比的32.5%，年度国防开支约占全球同比的40%，“比排名紧随其后的其余20个世界军事大国的国防开支总和还要多”。[2](P.7)[3](P.27)2003财年，美国由五角大楼支配的防务预算达3640亿美元，再加上单列的本土安全预算377亿美元，实际防务开支达4017亿美元。[4][3](P.27)布什政府2003年2月3日提交国会的2004年财年预算案提出将年度防务预算和本土安全预算分别增至3799亿美元和413亿美元，美2004实际年度防务开支将超过4200亿美元。到2009年，美国由五角大楼支配的防务开支将进一步增至4840亿美元，加上单列的本土安全开支，实际防务开支总额将接近6000亿美元。 第二，“一超多强”结构中的角色正在变异。在伊拉克战争中，欧洲的分组离合异常突出，有多重表现，包括美欧裂痕加深、法德与英争吵、“老欧洲”与“新欧洲”的龃龉、俄加大对欧洲的参与，与德、法密切合作等。欧洲不是以一个声音发言，而是各主要成员单独登台表演、英、德、法的立场都不代表欧洲，俄罗斯更不能代表欧洲。“多强”不再是简单的欧、俄、日、中，而是从欧洲分离出来的德、法、英及俄、中、日。在特定条件下，可能还加上印度、意大利这样一些次大国甚至土耳其、伊朗这类区域强国。“多强”排序也在变，德国在国际舞台上趋于活跃，中国的排序大大靠前。 第三，意识形态斗争更加弱化，大国分组离合更加灵活、多变。在围绕伊拉克问题展开的“集团”对抗中，号称制度相同、文化价值观相同的西方及欧洲发生了分裂。美国与其传统盟友德、法激烈对抗；英国也与其欧洲伙伴站在对立面，这包含美欧分裂、北约分裂、欧洲分裂三层含义。而“半西方”、“半发达”、“半民主”的俄罗斯、文化价值观及政治制度被美欧视为“异类”的中国，则成了德、法的反美盟友。美欧在这场“集团”对峙中，显然是按各自的国家利益、事件本身的“是非曲直”选择盟友，超越了意识形态因素。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甚至自冷战结束以来还是首次。不仅如此，大国围绕伊拉克问题展开的“集团”对峙，完全是议题性的，这是大国关系成熟的标志。合作而避免永久同盟、对峙而避免大国战争，可使大国依据具体议题决定自己的政策，获得有更多的行动自由。这本身就意味着国际格局从质的方面朝多极化方向推进了一步，预示着未来多极化条件下大国关系的新趋势、新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