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9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462X(2004)04-0037-05 一、新闻采访中的“暗拍”与公民隐私权的冲突 最近几年，新闻记者在新闻采访(尤其是“暗拍”)中，经常发生和公民的隐私权相冲 突的事例和案例。“暗拍”在揭露腐败、违法、犯罪等社会丑恶行为和现象中成为一个 很有效的手段，加之在中央级的一些权威性媒体上不断地播出和频繁出现，无形中起到 一种“示范”作用和“合法性暗示”作用，进而越来越成为新闻机构尤其是电视媒体的 “法宝”，(注：有一篇题为《<焦点访谈>的暗访时代》的文章，详细介绍了“暗访” 的“八大好处”，说：“暗访时代已在不知不觉中到来”。摘自《实话》一书，文化艺 术出版社出版，曲长缨文。转引自《法制文萃报》2001年11月8日第11版。)成为媒体发 挥新闻舆论监督作用的重要手段。客观地讲，这种通过“暗拍”而揭露出的腐败、违法 、犯罪行为为数不少，对于及时破获案件，遏制腐败、违法、犯罪行为，发挥新闻舆论 监督作用等方面的确起到了有效的作用。但是这种手段的运用，并没有合法的法律依据 ，(注：根据《国家安全法》第21条的规定，任何个人和组织都不得非法持有使用窃听 、窃照等专用间谍器材。这里所称的“专用间谍器材”就包括了暗藏式窃听和窃照器材 ，以及用于获取情报的电子监听、截收器材。)且难免会侵犯公民的隐私权、肖像权、 名誉权等人格权益，由此也必然会带来与此相关的权利冲突问题。此外，它潜藏着的一 个深层问题是：由于播出的“暗拍”大多是用来揭露腐败、违法、犯罪嫌疑的，而因暗 拍侵犯公民隐私权、肖像权、名誉权的事例很少会出现在媒体上，在有的情况下，记者 甚至冒着生命危险去暗拍采访和调查，这就更增加了这种暗拍行为的正义性和悲壮性。 目的的“正当性”掩盖了手段的非正当性；小的不正义被大的不正义所冲淡和掩盖，程 序正义让位于实体正义。这正好和我们长期以来养成的忽视程序的传统相吻合。这样长 而久之，会更加剧我们不重视程序的传统和习惯，对法治的塑造是很不利的。但是，由 于“暗拍”的有效性和“正义性”，在中国目前腐败现象屡禁不止且程序性行为并不奏 效的情况下，这种暗拍行为便获得了它的社会基础和政治支持。但它由此而付出的代价 和产生的副作用也是很大的。我们需要考虑的问题是：记者采访权的限度是什么，采访 权合法行使的方式是什么以及公民隐私权保护的限度又是什么。与此相类似的权利冲突 的案例和事例还有前些年张艺谋导演的电影《秋菊打官司》中被偷拍的妇女贾桂花诉青 年电影制片厂侵犯肖像权案，和近几年来北京、上海等地兴起的带有“私人侦探”性质 的所谓“民事事务调查所、安全事务调查所”等。(注：参见曲新久《“私人侦探”： 合法?非法?》，《检察日报》2001年7月10日第3版；刘畅《“私家侦探”是一把双刃剑 吗?》，《中国青年报》2001年7月9日。) 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证据规则的司法解释带来的新问题 中国最高人民法院于2001年12月31日发布了一个《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20 02年4月1日施行)的司法解释，其中规定：“只要不违反法律的一般禁止性规定，不侵 害他人合法权益，不违反社会公共利益和社会公德，未经对方同意的录音录像也可作为 证据。”这个解释公布后，一些媒体打出了“偷拍偷录证据有效”、“偷拍偷录合法化 ”的标题文章，一些靠偷拍、盯梢谋生，一直游走在法律边缘的私人侦探也从这个规定 中误读出他们的行为从此可以“合法化”的“依据”。英国《经济学家》2002年7月20 日发表了一篇报道，题为《中国私人侦探业：非法但红火》。该《参考消息》2002年7 月25日第8版报道，2001年中国通过的新《婚姻法》规定，离婚时有过错一方要付给无 过错一方经济赔偿，于是，请私人侦探搜集婚外情证据的人越来越多。2001年12月最高 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认为公民通过合法渠道获得的秘密录 音录像制品在民事案件中可以被法庭采纳，“此举促进了该行业(即私人侦探业)的发展 ”。以前法院对当事人采取偷拍偷录手段获取的证据一律不予采用，但是按照新证据规 则关于“非法证据”的判断标准，采取偷拍偷录手段获得的证据有可能被法院认可。由 于新证据规则对搜集证据的主体未做出明确的规定，在当事人举证困难，法庭又因客观 原因而无法搜集证据的情况下，必然有一些当事人要通过种种渠道，想方设法借助“朋 友”或者“熟人”的力量，进行秘密搜集证据的工作。中国的“福尔摩斯”将从梦幻降 临人间，法律该给他们规定点什么了。[1] 新闻媒体也从这一司法解释中找到了“偷拍”、“偷录”“合法化”的依据。《合法 的“偷拍偷录”4月1日起可作证据》写道：《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 定》对“偷拍偷录”的资料是否可以用作证据做出了解释。一方当事人提出的有其他证 据佐证并以合法手段取得的、无疑点的视听资料或者与视听资料核对无误的复制件，对 方当事人提出异议但没有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的，法院应当确认其证明力。《中国青年 报》发表《新闻报道的司法保障》一文，指出：如果有法律对新闻采访者的权利做出明 确规定，比如规定采访者的正常暗访权，赋予采访者自由录音录像的权利，就能从证据 方面解决新闻报道的两难处境。因此，这次最高法院通过的民事诉讼证据规则，实际上 弥补了新闻采访和报道完全缺乏法律依据的尴尬。《北京青年报》上的一篇《除了“偷 拍”还有别的》的文章说：现在，带着“针孔摄像机”偷拍“黑窝点”，已经成了电视 新闻中最抢眼也最解气的节目。如果这样的采访方式能在法律上有明确的说法，记者们 就能少遭遇些尴尬。至于在“偷拍偷录”的过程中，怎么就叫“侵犯了他人的合法权益 ”或违反了“法律强制性规定”，怎样才是“合法的”偷拍偷录，恐怕还得权威部门再 对司法解释进行解释才行。《媒体偷拍偷录合法化的意义何在?》说：偷拍偷录是暗中 进行的，在批评性报道的情况下可能悖逆采访对象的个人意愿，或者直接接触采访对象 的某些不愿为人知晓的隐私。但是这也并不能说明这种行为的违法性。因为与保障社会 公众的知情权、舆论监督权相比，批评报道中被采访者的有关个人意愿和涉及公众利益 的个人隐私应退居次要地位。(人民网，2002年4月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