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必须体会到宪法是自己的权利，可以落到实处。否则，宪法就只是徒有其表，不具有任何意义和价值。 ——G·F·黑格尔 一、引言 在中国宪政发展史上，2002年12月也许将被理解为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这个月初召开的纪念现行宪法实施20周年大会，使加强合宪性监督和宪法解释以及审查、纠正违宪现象等新思维、新表述正式取得了主流话语权。到月末，中共中央政治局首次开会以集体学习宪法为主题，显示“维护宪法尊严”的提法并非一时的心血来潮、应景之辞，而是新时代的施政纲领，是高层权力实施作茧自缚式法治化、合理化的肇始，是被提上政治议事日程的重大课题之一。以此为背景，法学界以及社会各方面都对尽早建立合宪性审查的制度以及宪政体系产生了特别殷切的期待(注：李锐“关于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建议”《炎黄春秋》2003年第1期、访谈汇编“宪政之路：从尊重宪法开始”(http://www.nanfangdaily.com.cn/zm/20030313/)《南方周末》3月13日“癸未施政——聚焦两会[三]”。)。 本文的目的首先是要从权力的网络性结构内部的“拓扑”(topology；相互连接组合的形态)以及现行制度的原则、逻辑的角度来分析导致功亏一篑的事态的前因后果，侧重点是在互动关系中发挥普遍化作用的机制，现实政治中斗争和妥协的具体现象以及个人行为及其深层动机所导致的偶然变卦均不收进视野之内。另外，本文还探讨在目前的条件下怎样才能真正建立起合宪性监督和宪法保障的机制的问题，包括合宪性审查中的一些具体的规范以及操作程序的设计。 二、合宪性审查在中国的条件和经验 为了落实宪法第5条第2款关于宪法最高效力的规定以及第62条第(2)项、第67条第(1)项关于宪法实施的监督的规定，2000年制定的立法法第90条、91条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审查和判断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的合宪性提供了具体的程序(注：从宪法实施的监督权到合宪性审查程序的法制发展是中国宪法学者们长期努力的心血结晶。有关的理论基础，参阅胡锦光“论宪法监督制度”，载《中国法学》1985年第1期、陈云生《民主宪政新潮——宪法监督的理论与实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杨泉明《宪法保障论》(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0年)、蔡定剑《国家监督制度》(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1991年)、王叔文“论宪法实施的保障”，载《中国法学》1992年第6期、包万超“完善我国违宪审查制度的另一种思路”，载《法学》1998年第4期、李忠《宪法监督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根据这两个条文，国务院、中央军委、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省级人大常委会均有权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对法规条例进行合宪性、合法性审查的要求，作为常委会事务机构的法制工作委员会必须把上述要求转交有关的专门委员会进行审查。除此之外的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乃至公民个人均有权提出相应审查的建议，由法制工作委员会负责研究处理，如果认为必要也有可能送交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审议。专门委员会在确认审议对象有与宪法和法律相抵触之处的场合，向法规制定机关提出书面审查意见，并要求该机关在两个月内做出是否修改法规的答复；如果制定机关不予修改但却不能说服有关专门委员会，那么由委员长会议决定是否最终付诸常委会会议审议决定。 严格说来，立法法所规定的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审查程序与违宪审查制度的原型还有很大的距离。最基本的不同表现为三点。首先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承认公民个人享有提出审查建议的权利，使得对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的合宪性审查有那么一点司法化的意思，但依旧属于法规制定机关自我审查的范畴，根本不容许任何一级法院在合宪性判断方面置喙，即使最高法院也只是享有审查要求权而已，是否接受要求取决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判断以及法规制定机关的态度。至于对法律本身是否违宪的审查则完全是国家立法机关的内部业务，最高法院连提出审查要求的权利也不具备；实际上，法律(包括基本法律和一般法律)是否符合宪法的问题已经被排除在立法法规定的合宪性审查的范围之外。 其次要注意到，全国人大专门委员会审查的结果如果认为对象法规有与宪法抵触的内容，并不径直做出法规违宪的判断，而仅向该法规的制定机关提出书面意见敦促其自行修改；如果得到修改，则法规违宪的问题就得以化解。 更重要的是第三点，只有在制定机关拒不修改的情况下才可能出现人大常委会正式出面审查并做出法规是否违宪的判断或决定的情形，可以说，真正意义上的“违宪审查”在中国是从这里才开始的。但在现有的权力结构没有改变的条件下，其发生的概率恐怕是微乎其微。即使碰到国务院出现“犟相公”、地方诸侯敢于违抗中央这样罕见的事例，那实际上也属于极端例外的场合不同权力机关之间根据力量对比关系的变化而展开“斗法”，结果往往只是以效力等级更高的法律来取代行政法规而已，对法律体系整合性的推理论证并不具有决定性意义。这也意味着中国的合宪性审查及其判断在本质上始终遵从立法的逻辑，并不以宪法解释为基础。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不能低估立法法规定合宪性审查程序的划时代性意义。特别是有了第90条第2款所提供的操作性杠杆之后，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以及个人就有可能通过反复行使建议权的方式来逐步撬开在推行宪政和引进合宪性审查制度方面的拦路石。 除此之外，2001年8月13日起施行的关于受教育基本权利的法源性的司法解释(法释[2001]25号)(注：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1年合订本》152页。)也提供了另一条操作性杠杆，使得法院可以把宪法条文作为审判规范而援引，可以在一定范围内受理人权诉讼(注：在此之前，虽然也可以看到援引宪法条文的个别判决书，但似乎有在无意之间“越轨”之嫌，因为过去明示的审判规范援引范围并没有包括宪法在内，在建国初期甚至发布过禁止以宪法作为定罪、量刑的根据的司法解释(见《法制日报》2001年8月19日)。对于宪法不能作为审判规范的最新近的、最体系化的论述，以梁慧星“最高法院关于侵犯受教育权案的法释[2001]25号批复评析”为代表，见电子论坛《法律思想网》民法精义栏(http://www.law-thinker.com/detail.asp.id = 1340 2002年9月26日上传)。在日本，围绕宪法序言是否具有审判规范性存在着不同的主张，但对于宪法本文则不存在异议。当然，在公法私法二元论的框架中，宪法能否直接适用于私人相互关系中的权利保障还是大可争执的，一般都认为只能间接适用；但是，这样的主流学说正受到有力挑战。参阅山本敬三《公序良俗论之再构成》(东京：有斐阁，2000年)，特别是关于法院尊重宪法义务、宪法性公序以及适用公序良俗一般条款之间关系的论述(53—75页)、第二部第一章“基本权的保护与公序良俗”(193—238页)，王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