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产权问题一直是法学领域的重大课题。法律的理想是个体的人有尊严地生活，而人 的尊严与财产权密切联系——只有“体面地生活”，才能“自由地思想”。因此，财产 权在宪法权利体系和民法权利体系中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就宪法层面而言，围绕财 产权产生的纠葛促进了英国议会制度的建立，财产权还是民主制度起源的重要导火线。 民法概念本身就有财产权的半壁江山——“民法是调整平等主体的公民之间、法人之间 以及公民和法人之间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注：这一定义可以说 是民法学界关于民法概念的通说，其具体表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2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调整平等主体的公民之间、法人之间、公民和法人之间的财产关 系和人身关系”。而最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制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法(草案)》总则编第2条的规定也与此类似，只是将“公民”换成了“自然人”。)更何 况，人身关系的纠纷也不得不经常采用财产权的方法——尽管我们说人的生命是无价的 ，但对生命权的损害我们却常常采用损害赔偿的方式。 在法学传统话语中，财产权一般指私有财产权，公共财产的财产权问题较少涉及。这 是因为财产权的根本功能是划分“你的财产”和“我的财产”，如果财产是公共的，则 谈不上财产权划分问题。笔者秉承这一思路，使用“财产权”概念若没有特别说明，则 指私有财产权。 一、宪法财产权和民法财产权的分工 (一)宪法财产权防范来自国家的侵犯，民法财产权防范来自民事主体的侵犯 宪法财产权和民法财产权都不调整人和财产的关系，而是调整由于使用财产而形成的 主体间的关系，诚如日本法社会学家川岛武宜所言，“是映现在人与物之间关系的侧面 上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注：[日]川岛武宜：《所有权的理论》，岩波书店1949年 版，第7页。)但调整哪些主体间的关系?在这一问题上呈现出宪法财产权与民法财产权 保护的第一道分工。宪法财产权防范来自国家权力的侵犯，民法财产权防范来自民事主 体的侵犯。宪法财产权的基本功能是给国家行为设定边界，所谓“风能进、雨能进、国 王不能进”。(注：这是18世纪中叶的英国首相老威廉·皮特演讲中的内容：即使是最 穷的人，在他的寒舍里也敢对抗国王的权威。风可以吹进这所房子，雨可以打进这所房 子，房子甚至会在风雨中飘摇，但是英王不能踏进这所房子，他的千军万马不敢跨入这 间已经损坏了门槛的破房子。参见刘军宁：《风能进 雨能进 国王不能进——政治理论 视野中的财产权与人类文明》，载刘军宁等编：《自由与社群》，三联书店1998年版， 第152页。)财产权划定了公民私人自治的领域。在这一领域内，公民享有自由，而政府 不得恣意进入。宪法财产权就是阻止国家权力侵入私人领域的一道有力屏障。只有在这 一基础上，公民的人权才有发育的可能。“当把必不可少的政府活动限制在最低限度， 使分散化的经济力量成为政治力量的牵制物和抗衡物时，也就是说，政治权力真正受到 民主原则限制的政府，是能够确保私有财产权的自由交易，从而发挥市场效率的优越性 的。私有产权和市场竞争的民主意义就体现在这里。”(注：[美]米尔顿·弗里德曼： 《资本主义与自由》，张瑞玉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5—16页。) 宪法财产权不仅防范专制政府的侵犯，也防范来自民主政府的僭越，构成对民主的限 制。任何意义的民主都不应该逾越一定的边界，这一边界就是财产权——权利平等并不 等于财产平等。宪法“是一群财产利益直接遭受到威胁的人们，以十分高明的手段写下 的经济文献，而且直接地、正确地诉诸全国的一般利害与共的集团”。(注：[美]比尔 德：《美国宪法的经济观》，何希齐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30页。)“国家制度 不过是政治国家和非政治国家间的协调。”(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 版社1972年版，第316页。)在此基础上可以推出：国家制度不过是调整产权与政权冲突 的机制。 民法财产权是公民对抗公民或私人对抗私人的一种权利，目的是通过界分“你的财产 ”和“我的财产”，防止民事主体互相越界，从而使资源配置高效，财产自由流动。 (二)宪法财产权是一项消极人权，防止因国家的不当侵入导致社会财富总量的减少； 民法财产权是一项积极的权利，通过鼓励财产的流动从而增加社会财富的总量 宪法财产权作为一项人权，主要是作为针对国家的“防御权”来构造的，是一项“消 极人权”。“作为人与公民之权利的基本权，首先是对国家权力的防御权。针对国家权 力而对个人宪法上之地位的不当侵害，这些权利使个人凭借法的手段所进行的防御成为 可能。之所以在自由的宪法秩序中这种防御权仍属必要，这乃是因为：纵然是民主制度 ，其也是人对人的统治，隐含着权力滥用的危险，而且即使在法治国家中，国家权力仍 有做出行为的可能。”(注：林来梵：《针对国家享有的财产权》，载孙笑侠等主编： 《回归法的形而下》，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59页，第160页。) 宪法财产权是“支撑人的个别性的必要条件”。(注：[日]阪本昌成：《宪法理论》( Ⅲ)，成文堂1995年版，第249页。)尽管自《魏玛宪法》以来，财产权在主要作为消极 人权的同时，被赋予了积极人权的含义，具有社会权的性质，但一般认为国家对社会权 意义上的财产权仅在现有物质条件下负尽可能促进的义务，不具有可诉性。因此，财产 权的防御功能不因被赋予社会权的功能而被消解。国家本身不具有增加创造社会财富的 功能，国家对财产权保护的结果是社会财富总量不减少。 民法财产权作为一项基本民事权利，在界定财产归属的同时，鼓励财产所有者之间的 交易，在财富流动的过程中促进社会财富总量的增加，借用路易斯·菲利普的名言，就 是让交易的各方“富起来吧”。(注：参见[英]F·H·劳森等：《财产法》，施天涛等 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版，第228页，第115页。)因此，民法财产权在作为 消极的对其他民事主体的“防御权”时，也是作为一项积极的权利来构造的。民法作为 私法的一种，对各财产权主体之间的交流和沟通是放任的。这与宪法对财产权的保护方 式迥然有别：宪法总是对国家与公民之间就财产问题的交流和沟通小心翼翼，惟恐国家 越雷池一步，跨进私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