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友爱的政治”与“敌友之分” 德里达在1994年出版的《友爱的政治》中说，1927年有两本重要的经典著作问世，一 本是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而另一本就是施米特的《政治的概念》。(注：Jacques Derrida,Politics of Friendship.Trans.George Collins.London:Verso，1997.)同 为经典著作，两者后来的命运却迥然不同。《存在与时间》已稳稳地成为二十世纪西方 哲学的第一经典；而《政治的概念》则在其问世后的六七十年间，逐渐从西方主流学界 和知识大众的话语中销声匿迹，仅仅在一些二十世纪政治哲学的读本中才能看到这篇经 典之作。1985年这位97岁的德国大师赫然仙逝。出人意料的是，施米特却在谢世后奇迹 般地迅速重回二十世纪西方大师级思想家之列，其在德国和美国两地急剧上升的势头令 人大跌眼镜，连当世大哲德里达也加入到对施米特的追逐与挪用之中。施米特的幽灵开 始在美国和欧洲游荡。(注：Gopal Balakrishnan,The Enemy:An Intellectual Portrait of Carl Schmitt,London:Verso，2000.) 然而，与施米特不同，德里达试图解构“友爱就是哲学，哲学就是友爱”对存在和自 然之爱的迷恋；因此他也在解构政治，解构那种自然共同体的封闭的友爱政治。施米特 在《政治的概念》中所说的“敌友之分”正是德里达的“他者的哲学”要解构的靶子。 (注：迈尔：《神学抑或哲学的友爱政治》，载于刘小枫编《施米特与政治法学》，上 海三联书店，2002年，第265-300页。)对德里达来说，敌友之分的友爱政治将为差异的 “承认的政治”所取代。由此，解构主义者不再是为了无限的能指的差异而汗流浃背的 解构运动员，他将成为“无限异质性”的“未来的民主”的政治实用主义者。在德里达 看来，施米特的政治的概念实在“太古典”了，德里达用列维纳斯的“他者”和“无限 ”的概念及其责任伦理学给施米特的“敌友之分”施洗。然而，从施米特的视角来看， 如果取消了“敌友之分”，尤其是取消了主权国家之间的敌友之分的话(用德里达的话 来说就是取消了“作为他者”的主权国家，用霍布斯的话说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自然 状态”)，战争与和平、内政与外交、武力和文明的区分以及国家、主权、战争和敌人 等概念也就不再有任何意义了。其实质就是以“人类”、“权利”、“和平”、“秩序 ”或者“责任”、“未来”、“正义”等名义消除政治，或者说，消除“伟大的政治” 。 二、“非政治化的时代”与“政治的概念” 然而，政治是人的生存的基本境域和总体境域，是精神与精神的斗争的基本境域和总 体境域，是生命与生命的斗争的基本境域和总体境域，是生存与生存的斗争的基本境域 和总体境域，因而是永远不可消除的。最重要的是，政治生活是一个民族生存的基本领 域，是关系到一个民族的命运的存在方式，是一个政治共同体的前提。“以为一个不设 防的民族便只有朋友，极其愚蠢；设想敌人或许能因为没有遇到抵抗而大受感动，则无 异于精神错乱。比如说，没有人会相信，如果放弃所有的艺术和经济生产，世界就能进 入一种纯道德的境界。人们更无从希望，如果逃避所有的政治抉择，人类就能创造出一 种纯道德或纯经济的状况。即使一个民族不再拥有生存于政治领域的能力或意志，政治 领域也不会因此而从世界上消亡。只有弱小的民族才会消亡。”(注：施米特：《政治 的概念》，刘宗坤等译，《施米特文集》卷一，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69、242 页。)认为政治会消亡，国家会消亡，战争会消亡，斗争会消亡，在施米特看来都是“ 非政治化”时代的谵语，若不是为了别有用心地骗人，便是愚昧无知。因此，施米特认 为要在一个“非政治化的时代”重申“政治的概念”，以及政治作为人的“极端状态” 或者说“人的命运”的至高无上的地位，他誓死批判自由主义对政治的中立化、技术化 、规范化、道德化、经济化、和平化，一言以蔽之，“非政治化”。 施米特的“文化批判”与海德格尔、恽格尔、卢卡奇等有异曲同工之妙，它同样是对 技术化时代的批判，尤其是对技术化时代中自由主义经济与文化理论的统治地位及其非 政治化后果的批判。(注：John P.McCormick,Carl Schmitt’s Critique of Liberalism:Against Politics as Technolog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施米特对西方现代性独特的历史诊断为他的末世论的调子提供了一副鲜活 图景：这是一个中立化的时代，这一时代是西方四百年现代性的巨大变革的结果。西方 四百年的现代性是一个剧烈的世俗化进程，这一进程可以为分四个阶段：十六世纪的神 学，十七世纪的形而上学，十八世纪的人道主义和道德信念，十九世纪的经济。无休无 止的神学争论和宗教斗争使西方从十六世纪开始寻找用技术手段消除冲突的中立化领域 ，几个世纪以来，不断开辟的中立化领域成为重心不断转移的新的斗争领域。中立化的 进程导致了现代技术的形而上学信念对人类的主宰和控制。“今天，工业化国家的大众 仍然依从于这种麻痹人民的宗教，因为他们像所有大众一样，寻求各种激进的结论，而 且下意识地相信，人们可以在此找到追求了四个世纪之久的绝对非政治化，普遍的和平 便从这里开始。但是，技术既能强化和平，也能强化战争，二者的机会相同，除此之外 ，技术什么也做不到。就此而言，无论是以和平的名义讲话，还是利用和平这类虚假的 套话，都不能改变什么。今天，我们已经看透了，大众意见的心理-技术机制如何利用 各种名目和言辞的迷雾来运转。今天，我们也可以看清那种玩弄言辞的隐秘的手段，懂 得了人们以和平的名义来发动最残酷的战争，以自由的名义来施加最沉重的压迫，以人 道的名义来制造最可怕的非人道。最后，我们也看清了那一代人的情绪，他们只看到技 术时代精神的死亡以及没有灵魂的机械论。”(注：施米特：《政治的概念》，刘宗坤 等译，《施米特文集》卷一，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69、24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