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516.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7511(2004)05-0012-12 一 谈到中国现象学的发展，中国大陆热爱现象学的同仁都会提及1929年发表于《民锋》 十卷一号上的杨人梗介绍现象学的文章：“现象学概论”。该文后来收在辽宁大学哲学 系中哲教研室编的《中国现代哲学史资料汇编续集(第二册)》，即钟离蒙、杨凤麟主编 的《西方资产阶级哲学流派批判(一)》中。杨人梗的文章是如今能见到的对胡塞尔现象 学的最早的中文综述。但是关于杨人梗，大家所知道的也仅仅是这篇文章。在韩水法先 生的协助下，我查到了一些杨人梗先生的资料。综合这些资料，我得到的印象是，杨人 梗曾主修英国文学，是一位历史学家，但亦精通德文，曾从德文翻译了茨威格写的《罗 曼·罗兰传》，由商务印书馆于1928年出版。北京解放前夕，傅作义在同社会名流商讨 和平解放问题时，杨人梗先生名列其中。但是目前所见的材料中没有发现任何说明杨人 梗是哲学家的证据。所以，我们可以设想，该文可能是依据英、德文介绍性文献编译而 成。 杨人梗的“现象学概论”以后，也有人在介绍西方哲学思想时顺便提及胡塞尔的思想 ，比如张东荪、贺麟等，但是并未引起哲学爱好者的真正注意。现象学在中国的真正开 端是20世纪40年代熊伟先生对海德格尔思想的引入。解放后则有罗克丁先生60～70年代 用马克思主义对现象学的批判。通过这种批判，起码使得当时大陆十分闭塞的学术界， 听到了现象学这个名号，引起了包括我自己在内的年轻人的好奇。当然在台湾有李贵良 先生1963年出版的专著《胡塞尔现象学》。听台湾现象学家蔡铮云先生介绍，李贵良是 从美国天主教Duquesne大学毕业，后任牧师。所有这些中国现象学运动的早期倡导者， 似乎没有谁亲身聆听过胡塞尔本人的教诲。真正有幸聆听过胡塞尔的言传，后来又用胡 塞尔的思想做哲学研究工作的却另有其人，而且早于熊伟先生。他就是以数理逻辑专家 享誉国内学术界的、鼎鼎大名的沈有鼎。 沈有鼎字公武，于1908年生于上海，1929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在清华大学从金岳霖学 习期间，曾建议金岳霖在清华大学创办哲学系；[1](P3)毕业后公费留美。1931年获哈 佛大学硕士学位，1931～1934年赴德国弗赖堡大学和海德堡大学深造。1934年回国，在 清华大学哲学系任教。1945～1948年在英国牛津大学作研究，回国后仍在清华任教。19 52年院系调整，入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授，1955年调科学院哲学所工作，直至1989年逝 世。在中国学术界，沈有鼎以中国有名的数理逻辑学家著称，是中国早期分析哲学思潮 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论真理的分野》一文被视为中国哲学家论分析哲学的代表作之 一，近期被收入《分析哲学——回顾与反省》一书。[2](P311-322)1984年左右我曾经 拜读过他的论公孙龙子的文章及《墨经逻辑学》，对先生贯通中西的学问十分敬仰。但 是当时我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他会与现象学有什么瓜葛。2002年由于偶然的机会，翻 阅先生的弟子收集、编纂的《沈有鼎文集》，以及附在文集最后的沈有鼎“文革”结束 后致他的学生、国际知名逻辑学家王浩的通信。我在文集中惊奇地发现，沈有鼎同胡塞 尔居然有直接的交往，并且受到胡塞尔现象学、特别是逻辑研究工作的影响。 1931～1934年沈有鼎曾在德国弗赖堡大学和海德堡大学深造，这是介绍沈有鼎生平的 材料里都有纪录的。[3](P777)关于沈有鼎在德国的学术活动的情况，我只见到熊伟先 生在《熊伟自传》中的纪录。他回忆1933年留德之初的经历时说，“在弗赖堡的头一年 ，由沈有鼎和我一同听海德格尔的课，因尚有语言隔阂，我没有能力与沈展开讨论。沈 没有语言隔阂，虽然我们曾海阔天空谈论过古今中外的哲学，他却一次也没有谈过海德 格，第二年沈即回国。”[4](P384)三十年代的海德格尔，在德国如日中天，德国青年 趋之若鹜，奉为大师。尽管沈有鼎曾经听过他的课程，可是直到今天，我们没有发现哪 怕是只言片语能够证明，沈有鼎在什么地方提及过海德格尔。可见，后期海德格尔的诗 意哲学没有引起年轻的数理逻辑学家沈有鼎的任何兴趣。(注：沈有鼎的弟子刘培育先 生在人民日报的网站《人民网》的人民书城-学者风采栏目中发表的署名文章《沈有鼎 ：著名数理逻辑学家》中云：沈有鼎曾在“海德格尔指导下从事研究”，只此一句话， 没有提供任何根据。) 与此相反，沈有鼎留德期间同已经退休、渐受冷落的犹太哲学家胡塞尔反倒有直接的 交往。长期以来，我们完全不了解沈有鼎对胡塞尔的逻辑工作研究。现有的文献证据就 是沈先生的学生和朋友美籍华裔数学家、数理逻辑学家王浩的文字材料。关于沈有鼎同 胡塞尔的关系，在王浩的文字中直接得到证实的只是，沈有鼎在弗赖堡期间同胡塞尔有 过直接的交往。关于这种交往到底深到何种程度，到底沈有鼎研究了胡塞尔的哪些书， 我们至今未能发现直接的材料。他是否在胡塞尔的指导下学习过，我们也不得而知。但 从王浩保留的沈有鼎的书信中，可以证明，他曾同胡塞尔就他的现象学进行过认真的讨 论。比如，1974年8月11日沈有鼎给王浩的信中谈到现象学的文献时，沈有鼎写道：“ 不过，我当时在德国的时候，胡塞尔告诉我，只有他自己的著作才算数，所有其余的现 象学文献都没有用。……无论如何，劝告‘初学者’除了胡塞尔自己之外，应当暂时忽 视所有的现象学著作，倒是正确的。”[3](P539-541)1931年到1934年胡塞尔已经不在 大学授课。所以，这条材料证明，沈有鼎在弗赖堡期间同退休的胡塞尔有过私人往来。胡塞尔很可能在家中接待过这位来自中国的年轻的天才数理逻辑学家。但是我们毕竟没有直接的材料说明，沈有鼎同胡塞尔的交往到底有多深。另外，王浩在发表沈有鼎的信件时回忆道：“1942年我选了沈先生讲维特根斯坦及胡塞尔的两门课。”[3](P511)可见，沈有鼎曾经在西南联大时期开过讨论胡塞尔思想的课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