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56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0289(2004)04-0062-009 在当代西方哲学中，法国福柯的“理性他者”事业和英国伯林的“消极自由”事业具 有某种内在的呼应关系。这种呼应关系体现在他们所关注和探索的基本主题中，体现在 他们所运用的研究方法上，也体现在他们所得出的学理结论上。比如，“理性”( reason)、“权力”(power)、“强制”(coercion)是福柯和伯林共同关注的首要对象。 福柯首先关注的问题是：“什么是权力，或者，说得更明确些，权力是如何实施的；当 某人对另一个人实施权力的时候，究竟发生了什么?”[1—p27]这个问题又分解为“权 力的制度化、权力与惩罚、权力与性等问题”。[2—p174～175]伯林首先关注的问题是 ：“我为什么要服从别人?我为什么不能随心所欲地过自己的生活?”“我必须服从吗? ”“如果我不服从，我会不会受到强制，谁来强制?强制到何种地步?用什么名义强制? 为着什么目的进行强制?”[3—p40～41，180]伯林关注的问题可以还原为“服从与强制 ”问题，“强制的许可界限”问题。虽然福柯和伯林的设问方式不同，其探讨问题的侧 重点也有出入，但是他们对“理性”、“权力”、“强制”对人类生活消极影响的忧虑 是共同的。福柯看到了“理性”和“癫狂”之间的张力，伯林看到了“消极自由”和“ 积极自由”之间的不可调和性。两人都看到了自近代启蒙以来人类面临的根本难题，但 都没有提供或者否认有令人信服的解决方案。他们的工作的价值也许正是体现在这种没 有最佳答案的不确定性上。充分认识和评估这种“不确定性”是本文的意图所在。(注 ：罗尔斯的《正义论》和德沃金的《认真对待权利》、《原则问题》和《法律帝国》都 是从不同角度对福柯和伯林面临的共同难题的回应。但是他们都只是在制度层面上的回 应，实际上只是在“理性”、“知识”、“权力”、“真理”层面上的回应。因此，那 种回应在福柯和伯林看来都是失败的。因为他们的回应都不是针对“理性”和“非理性 ”的关系，更不是“非理性事业”，而是“理性事业”。) 一、福柯的“他者事业”：重视人类的“癫狂”历史 “那些可治愈的错乱永远难以回复到原来的样子了，尽管其自身的力量正在抗拒着那 个巨大的道德束缚，我们习惯上把那个束缚称为比奈尔与图格对疯子的解放，无疑地这 是一句反话。”(注：福柯：《癫狂与文明》(纽约：兰顿出版社，1965年)，第278页。 转引自沃林：《文化批评的观念》，张国清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254页。)这是 福柯在《癫狂与文明》一书中得出的一个重要结论。(注：美国左派政治批评家理查德 ·沃林认为这是最能“代表福柯的基本立场”的一句话。参阅沃林：《文化批评的观念 》，第254页。)这句话充分表明了福柯的非理性、反道德和反启蒙立场。“理性事业” 除了解放“理性”自身以外，还要去解放“非理性”，把“非理性事业”或者“理性他 者事业”改造成为“理性事业”。这种“改造”就是对“疯子的解放”。然而，福柯对 这项“解放事业”的可行性表示了怀疑。 首先，福柯通过对于近代以来理性的崛起和非理性的衰落的考查来反思人类自身的局 限性，反思理性的霸权，制度的霸权，反思人类文明进程中，诗意之维和艺术之维的衰 落，癫狂、无意识和非理性之维的衰落。福柯认为，这种衰落是理性和依附其上的各种 制度强制的结果。因此，对于启蒙、理性、现代性、合理化的制度设置的反省和批判， 构成了福柯工作的基本主题。在这一点上，福柯的工作显然与法兰克福学派的工作具有 内在的逻辑联系。 其次，和德里达解构理论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福柯对理性的批判不具有任何游戏的色 彩，而具有浓重的悲剧意味。福柯承认“权力”的实际在场，“真理”、“知识”和“ 理性”的实际在场。这些语词并不是一些能够通过德里达的“解构”策略或别的语言学 技术就可以摧毁的。因此，如果在本体论层面上对福柯和德里达做一个比较，那么我们 可以说，德里达的解构理论是一种语言唯心论，而福柯的“非理性事业”是一项唯物论 事业。福柯明确承认“真理是这个世界的东西”。[4—p72]“真理”是我们必须认真对 待的东西。福柯把“真理”理解为关于“诸命题”生产、流通、分配、循环和运作的某 个有序程序体系。真理“与生产和维护它的权力体系处于一个循环关系之中：真理引导 了权力的实施，而权力的实施又扩张了真理的范围。”[4—p74]因此，福柯把“真理” 的在场当作其学术研究的出发点。 第三，“真理”不是福柯追求的目标，而是他攻击的对象。在这一点上，他的工作与 德里达的工作又有一致性。福柯不是在“本体论层面上”或“认识论层面上”讨论“真 理”问题，而是在“政治学层面上”讨论“真理”问题。在认识论层面上对“真理”的 确认和在政治学层面上对“真理”的否认构成了福柯“真理”理论的一大特点。因此， 在福柯思想体系中，存在着一种逻辑中断或断裂。福柯之所以要打断“理性”、“真理 ”在认识论和政治学之间的连接，就是为了对“理性”、“真理”、“权力”构成“反 制”或“反约束”。因为，福柯认为，在“理性”、“真理”、“权力”和“非理性” 、“癫狂”之间，不存在真正的“对话”，而只存在一方对另一方的强制和“简单”取 代。福柯的“真理”观对美国哲学家罗蒂产生了一定影响。罗蒂后来采取一种动摇真理 认识论根基的立场，把“科学”还原为“文化”或文学中不具有基础地位的样式之一的 观点，无疑是“非理性”和“诗意”维度向“理性”和“真理”维度的一次成功扩张。 比如罗蒂说，“我们不应该非此即彼，而必须对他们兼容并蓄，等量齐观，将他们运用 在不同目的上……只有当我们认为我们需要一个更加广泛的哲学架构，将自我创造和正 义、私人完美和人类团结统合在一个观点下，我们才会把这两类思想家当作彼此对立， 水火不容。”[5—p4]在福柯感到失望和绝望的地方，罗蒂试图建立起人类进行宽容的 对待的空间。罗蒂实际上试图解决福柯面临的介于认识论和政治学之间的两难。当然， 罗蒂采取的策略是非常独特的，那就是放弃认识论的争论，而在“政治学”层面上进行 平等的对话。这种对话不是“理性”的对话，而是“依赖于想象力”的对话。因此，我 们可以把罗蒂的新实用主义事业当作福柯的“非理性事业”的反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