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565.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019(2004)03-0029-05 在一个社会科学化的时代，人类要摆脱束缚自己的各种关系，就必须具有一种自由的 心灵。拥有自由的心灵，才会确立起真正的自我意识，也才会建构起指导人类实践活动 的生活理论。而人的自由意识问题是与启蒙相关的，从根本上说，启蒙就是人的思想解 放、人的自由意识强化的过程。 现代社会是一个科学技术化时代，科学理性和技术统治着人类生活的一切方面，人们 依赖于技术理性或工具理性而生活，科学权威代替了人们自身的实践判断。造成人类生 活现状困境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失去了心灵的自由，荒疏了自己的判断力，这种判 断力就是“从生活经验中产生被人认为健全理智的东西”[1](P79)的判断能力。正因为 荒疏了这种判断力，人们处于随大流的生活之中，因而无法形成一种能够使人超越现实 生活的真正的理论思考。然而，离开了生活理论的人类生活是难以想象的，失去了生活 理论，就失去了对生活的理性思考，也就从根本上失去了人的自由意识和人的自由。社 会生活是要有目标的，政治的热情着迷于这种目标，而只有理论的热情才会在制定生活 目标的同时能够游离于这种目标，以致能够对生活不断反思，对目标不断纠正。伽达默 尔宣称，“谁能够做到同自己保持距离，能看到自己生活圈子的局限性从而向他人开放 ，谁就会不断地通过现实纠正自己的生活。”[1](P82)显然，“能够做到同自己保持距 离”的人，只能是具有自由意识、具有理论生活的人。 一、启蒙、启蒙史与“第三次启蒙” 对于什么是启蒙，康德有过著名的回答。他在《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 》一文中指出，“启蒙运动就是人类摆脱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 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要敢于认识!要有勇气运用你 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2](P22)在伽达默尔看来，康德对启蒙的理 解 是十分精辟而深刻的。基于同样理解，伽达默尔对启蒙的本质作出了这样的规定：“ 启 蒙就在于有勇气具有怪僻的思想——敢于超越一切占统治地位的偏见。”[1](P85)伽 达 默尔以一种敏锐的理论眼光揭示出，康德用启蒙箴言“敢于使用你的理智”所概括的 这 种启蒙精神具有十分重要的现代意义，“它能够作为对我们的社会理性的号召，使我 们 从技术迷梦中警醒过来。”[1](P99) 伽达默尔认为，人类历史上的启蒙有三次，第一次启蒙运动发生于古希腊，通过这次 启蒙，人类思想从荷马、赫西的那种古希腊神话的世界图景中解放出来，转向了对世界 的科学认知。从广泛的意义上说，“整个大希腊时期的思想家，从毕达哥拉斯直到古希 腊文化的科学都是启蒙史。”[1](P83)从这次启蒙来看，启蒙的自由精神本质是在对宗 教神话的批判中得到实现的，其表现就是人类思想由宗教神话转向了科学认知。但是， 古代的这次启蒙最终却导致了对科学的反对，导致了一种新的宗教——基督教的出现， 这是因为“当希腊科学扩展的同时，作为理性神学的形而上学也从这种科学中产生出来 ，并在两千年中一直起着作用——这种启蒙最终为一种新的宗教、基督教的世界宗教的 接受作了准备。”[1](P88)正是在此发展下，欧洲进入了以神学世界观为唯一政治意识 形态的中世纪宗教统治时代，上帝意志、《圣经》教义乃至教会对《圣经》的解释成了 衡量一切的最高权威和最终标准。 基于对启蒙性质的理解，出于对中世纪宗教时代的反抗，自近代开始，人类展开了第 二次声势浩大的启蒙运动。从广泛的意义上说，这次启蒙运动开始于哥白尼的天文学革 命，哥白尼以其“日心说”否定了《圣经》中造物主创造世界的观点，为人类科学地认 识世界开辟了道路，也为人类重新确立自己独立的自由意识奠定了基础。作为哥白尼的 伟大先驱者之一，开普勒的一句座右铭准确地表明了启蒙运动所具有的道德力量和科学 意义。他说：“如果人们想要认识真理，就必须具备一个自由的头脑。”[1](P86)也可 以说，人们需要启蒙，因为启蒙有助于人们拥有一个自由的头脑，有助于人们获得关于 世界的正确认识。当然，如果从狭义的理解上来说，第二次启蒙主要是指18世纪末在法 国进行的启蒙运动。其主旨就是通过理论的建设来实现反封建、反神学的任务，其主题 就是将一切置于理性的法庭上予以审判以确定其存在或不存在的理由，其表现就是人类 思想由宗教教义转向科学理性。 应该说，同第一次启蒙一样，这次启蒙也是同对宗教的批判联系在一起的，是以科学 为前提的。但与第一次启蒙有所不同的是，第一次启蒙破除的是宗教神话，树立的是科 学认识(科学思维)；第二次启蒙破除的是宗教教义，树立的是科学理性(科技理性)；第 一次启蒙最终导致的是对科学的反对，而第二次启蒙则完全造成了对科学(理论科学和 技术科学)的依赖；第一次启蒙带来的是人的思想的全面解放，是对科学的全面理解， 而第二次启蒙带来的是将从宗教教义中解放出来的思想重新完全置于科学理性的控制和 支配之下，是对科学的片面的理解。总之，近代科学概念与希腊科学概念的涵义是不同 的，在希腊，科学知识是指人类所有方面的知识，既指理论科学知识、技术科学知识， 也指实践科学知识，但近代科学观则基本上指的是理论、技术科学知识。同时，科学在 古近代启蒙中所起的作用也是不同的，古代科学为人类将思想奠基于理性上提供了基础 ，而近代科学在将人类思想从宗教中摆脱出来之后，却又重新将其置于科技理性的控制 之下，因而，文化启蒙的结果是，一方面，启蒙正式成为一种公开的力量，人们摆脱了 宗教的束缚，将一切置于科学理性的基础上来看待，并为近代科学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但另一方面，近代启蒙之后的科学理性日渐发达，高奏凯歌，以致于科学理性又同样被 作为类似于“宗教”的外在于人们行为的东西，它控制、支配着人类生活的所有方面， 人类社会重新进入了一个异化的科技迷信、科学神话的时代。这是一个消除所有禁忌而 “信仰科学的技术时代”，[1](P89)是一个建立在近代科学理性基础上的“科学的组织 形式”以及由此形成的“科学的公众意识”支配人类生活的时代，它从根本上改变了一 切自然关系。社会的统治是通过掌握科学的专家团体来进行和完成的，科学技术构成了 以全球工业化为特征的世界经济的支配力量。人类在对科学理性的依赖和由笛卡尔所创 立的科学方法论的控制下，荒废了对人类自己行为进行理性反思的判断力，“技术的思 想开始成为一种普遍的世界因素”，[1](P95)社会失去了建立在实践理性反思基础上的 整体理解和总体目标，这种科技异化中的现代社会陷入了一种深深的虚无主义之中。在 现代社会中，“我们的自我意识越来越单一地建筑在行动和能力的基础之上。这是一种 技术的梦幻和解放的空想，人类自我意识就在这种梦幻和空想中草拟计划。”[1](P9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