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5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378(2004)03-0016-03 近代西方哲学向现代的转型，内在地蕴涵着一种思维方式的嬗变，即从主体性思维范 式向人类学思维范式的转换。本文试图以哲学思维方式的转变为主线，来梳理传统解释 学向现代解释学的嬗变历程。 一、狄尔泰的困境 狄尔泰被誉为近代“解释学之父”，他对解释学的发展具有奠基意义。在实证主义与 历史主义的双重夹击之下，他把解释学作为人文科学的方法论，为解释学的合理性争得 了一席之地。但在面对“历史本体”与“历史认识”时，他最终陷入了一个困境。 从启蒙运动开始，自然科学突飞猛进，成就有目共睹。近代欧洲思想界逐渐形成了这 样一种思潮：理性就意味着科学，只有科学才能使人日益控制世界，走向进步。正如卡 西尔所言：“科学的成就看来是无可非议的了。在我们的现代世界中，再没有第二种力 量与科学思想的力量相匹敌。它被看作是我们全部人类活动的顶点和极至，被看作人类 历史的最好篇章和人的哲学的最重要的主题。”[1](P263)当时流行的实证主义的观点 是：实在的万物都是依据规律而发生，因此，可以在因果联系的基础上解释一切现象， 包括个人生活与人类历史现象。 与实证主义相对应，历史主义强调，人类行为是有意识的活动，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 自由心灵创造的，所以不能认为是有规律的机械过程；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明确的个性 ，因此不能用普遍的原则来理解或者判断历史现象。这种思潮冲击了近代欧洲思想界许 多旧的观念，但是也投下了相对主义与怀疑主义的阴影。[2](P44) 狄尔泰充分领会到实证主义与历史主义给思想界提出的问题，他认为，在自然界中， 一切都是机械的运动，而人文世界是一个自由和创造的世界，个人乃至人类的发展，都 是这种特殊的人类自由世界发展的结果。人所创造的人文——历史世界是一个精神世界 ，它是有意识的人创造的；它也是一个历史世界，因为它随着人对世界的意识而改变。 实证主义的问题在于没有看到人文——历史世界的特殊性。因此，光有自然科学的研究 方法还是不够的。在人文科学研究中，他建议以解释学的“理解”与“解释”代替自然 科学中的因果解说方法，使得人文世界变得可知。“我们说明自然，我们理解精神”。 [3](P33) 但是，正是在这里，狄尔泰陷入了一个困境。因为人文世界的本质认识与认识者的自 我意识是无法明确地加以区分的，即一切人文科学在某种意义上说都是历史学。而作为 知识形态的历史学无法从具体的历史个体的生活中抽象出来。狄尔泰虽然区分了自然科 学与人文科学，但是他仍然是以自然科学的思维方式来规定人文科学，即他试图从具体 有限的历史理性基础上得到一种客观的理性，这样他就必然面对一个两难选择：一方面 ，作为一个追随启蒙运动传统的思想家，他希望可以用客观的知识来掌握历史；另一方 面。作为一个经验历史主义的历史学家，他也知道历史学家本身也是历史之流的一部分 ，因此，他的历史知识必定在某种意义上是主观的，因而不能把握历史。但是在最终， 狄尔泰还是坚信，我们是朝着历史客观知识这个目标前进的。所以，历史学家是可以利 用前代留下的物质痕迹，并且通过“阅读”这种痕迹以重新构造历史的进程。 这里的关键问题是如何把握历史的双重内涵，即作为知识形态的历史认识与作为人类 全部过程的历史本体。有限的历史个体当然无法把握无限的历史本体，但是可以认识作 为具体知识形态的历史。狄尔泰对这个问题的最终解决方式蕴涵着一种典型的主体性哲 学思维范式。[4]这种范式对解释主体的理解依赖于西方近代哲学的理性主体观，尤其 是古典解释学和浪漫主义解释学产生于其中的德国古典哲学的“先验自我”观念。而哲 学思维的发展要求对这种“自我”的历史性进行前提性批判时，这种思维范式就陷入了 左右为难的两难境地。 二、困境的实质及其出路 主体性哲学在近代集中表现为认识论，所以对这种主体性哲学思维范式困境的实质性 分析必须着眼于近代西方哲学，特别是认识论的深入分析。 近代哲学由培根、洛克等人发动的认识论转向基于两个根本理由：一方面，直接断言 世界的素朴实在性需要认识论反省的补充；另一方面，以现代数学为代表的自然科学的 兴起和迅速发展以及其与宗教神学的斗争中取得的不断胜利，昭示一条认识世界的可能 途径。认识论的这种转向对于从宗教神权的统治下解放人类的理性，无疑起了十分关键 的作用。但是这种转向效法自然科学的知识范式，并且将科学理性视为人类旅行信念的 唯一支撑，这不仅将导致一种僵化的思维模式，同时也预示着它必将失落的现代困境。 这种由科学观推动的认识论研究，具有几个致命的“内伤”：第一，主观与客观的严 格区别，导致了主客两分的认知框架与两极对立的思维方式；第二，对一切知识何以可 能的知识基础的探询，导致了一种本质主义或者说绝对主义的知识论关切和真理符合论 的真理观念；第三，在一切“对人而言的关系”中，“认知关系”枢纽地位的确立将存 在的本性转换为认知的本性，使得探询存在问题的形而上学与以认知为最高目标的科学 混淆起来。 在这种思维范式中，主客体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互相分离、彼此外在的关系，既然是一 种外在的关系，那么这样的问题就不可避免：客观知识是如何可能、主客体如何统一? 对知识的客观性的怀疑就由此而产生。但是自然科学的发展却是以对主客体统一的信念 为前提的，所以哲学家必须反对怀疑主义，对主客统一进行哲学的说明。于是，近代哲 学，无论是唯理论、经验论，还是十八世纪法国哲学、德国古典哲学。均试图对此问题 给出回答。然而，一旦先行设定主客两分，在理论上又如何统一得来?所以，近代哲学 要么求助于上帝或者某种绝对抽象物(如绝对理念)，要么预设一个先验的认识形式(康 德)，要么消除认识的客观性，把认识归于主观的习惯性联想(休漠)，但是在这种思维 方式中，由于对理论与实践关系理解的错位，无论是人与自然之间，还是社会历史中， 主体与客体从来就没有、也不可能得到真正的统一。相应地，原来一些不言而喻的信念 与后设性的理论支持倒发生了根本动摇：人类理性(主要是认知理性)能不能成为世界最 根本性的存在?有没有不偏不倚的观察者?规范一切的最基本的知识原理能否存在?在主 体性哲学中，这些问题或者是作为“自明”的前设被遮蔽在原来的理论构架中，或者是 在原有的理论范式中是得不到解决的，这就是近代认识论的困境，从而也是狄尔泰解释 学困境的本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