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现在告诉捷克和乌克兰的知识分子们说，马克思是一位极富独创性的思想家，他 论人论事兼富卓越的想象力和锐利的眼光，他可能会笼罩欧洲思想长达数世纪之久，等 等，这些东欧知识分子们可能会不以为然。那些年轻时代从未用心研究、现在也不像会 去研究马克思的英美派人士，对于如是评价马克思，也会不以为然。我就是这类人中间 的一位。直到四十岁左右，我还在认真发誓说，有一天(也许就是下一个暑期)，我将终 于能够读完《资本论》、阿奎那的《神学大全》和理查逊的小说《帕梅拉》。但是，当 短促人生中半百已过，我也就将读完这些书的誓言慢慢置于脑后了。就此而言，我并不 是德里达近著《马克思的幽灵》(注：Jacques Derrida,Specters of Marx:The State of the Debt,the Work of Mourning,and the Law of the New International,Peggy Kamuf,trans.(Landon:Routledge,1994).)的最佳评论者。马克思的许多书我从未读过 ，而且也不会有雄心再去阅读了。 我这一代的美国左翼人士通常认为，在说明19世纪资本主义造成不公方面，没有人赶 得上马克思。但我们遗憾的是，他把精致的政治经济分析与大量虚无缥缈的黑格尔主义 混合在一起。我们也同样遗憾，19世纪这样一位最杰出的政治经济学家，碰巧也钻研哲 学，却一直未曾完成它。我们像悉尼·胡克(Sidney Hook)一样以为，杜威遗漏了黑格 尔哲学中一切值得保留的东西，马克思为杜威、韦伯和其他论述社会民主的哲学家们所 增添的部分，正是有关富人如何设法使穷人一筹莫展的辛辣的批评细节，以及有关揭露 现状的辩护士之伪善的有用提示。这样，一个典型的英美派对阿尔都塞声称马克思发现 了一门新科学，都会不予置信。我们英美派对于萨特所说的存在主义只是马克思主义内 部的一块飞地的反应，也是同样的。 一位马克思同情者对捷克、乌克兰人的回应，以及对像我这样的英美派的实用主义幸 运儿的回应就是重申，如同德里达不无嘲讽地所说的，马克思“不属于共产主义者和共 产党，他应当属于西方政治哲学的伟大经典之列。回到马克思，让我们最终将他解读为 一位伟大的哲学家。”(注：Jacques Derrida,Specters of Marx:The State of the Debt,the Work of Mourning,and the Law of the New International,Peggy Kamuf, trans.(Landon:Routledge,1994).第32页。)德里达蔑视这种态度，并要求我们“避免 一种新理论主义的中性化的麻醉，并……防止一种从哲学——文献学上回归马克思的主 张蔓延”。(注：Jacques Derrida,Specters of Marx:The State of the Debt,the Work of Mourning,and the Law of the New International,Peggy Kamuf,trans. (Landon:Routledge,1994).第32页。) 对德里达来说，一种新理论主义的中性化的麻醉剂，就是你在阅读某人论述时将会得 到的结果，这个人有能力使我们超越我们的想象力或意志力的限度，好像他仅仅只是在 对老问题给予新答案似的。对他而言，马克思的重要性远不止于是一位有关政治的或哲 学的问题的科学家或解答者。德里达赞成布朗肖(Blanchot)对阿尔都塞读解马克思所做 的批评，按照布朗肖的说法：“马克思的作品中既无科学，也无思想。”(注：Jacques Derrida,Specters of Marx:The State of the Debt,the Work of Mourning,and the Law of the New International,Peggy Kamuf,trans.(Landon:Routledge,1994).第34 页，第31页。)他把马克思解读为一个浪漫的唯心主义者，而不是读解为一系列真命题 的发现者。于是，他对如下的危险向我们提出警告：“使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对立起来 、以致于使一部经典文本的未被干扰的解释学中的政治要求中性化，或至少使其受到压 制。”(注：Jacques Derrida,Specters of Marx:The State of the Debt,the Work of Mourning,and the Law of the New International,Peggy Kamuf,trans.(Landon: Routledge,1994).第34页，第3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