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7月，由《文学界》杂志组织，一些日本知识分子召开了一次讨论会，讨论现代西方文明以及现代日本对西方文明的接受。论文和讨论后来以《克服现代性》为题发表，展示了战争期间日本思想界一个有趣的侧面，由此也反映出京都学派的地位。本文将介绍那些讨论的要点，并集中讨论西谷启治的论文。 一.讨论会的背景 自从1959年竹内好发表对上述讨论会的评论文章以来，(注：竹内好：《近代化与传统》，见《近代日本思想史讲座》第7卷(东京：筑摩书房，1959)。)“克服现代性”的争论就与在著名的《中央公论》展开的“世界史的观点与日本”的讨论联系在一起，(注：参见Horio Tsutomu在同卷的讨论，第289—315页。)但是讨论会后来重新展开的主题表明，对这些论文和讨论应该有专文论述。 竹内好的批评促使睿智的历史学家重新审视这场讨论会，因为过去一般认为讨论会并“不著名”，因此不值得认真讨论。竹内好为什么这样做，松本健一猜测竹内的动机是由于他认为“在战后知识界的氛围当中，克服现代性问题被忽视了，或者随便地将它等同为‘战争期间的法西斯意识形态’，这对战后的民主会有所削弱。” 我无意于重新推测竹内的心理动机，但是我赞同松本的以下观点，他认为竹内文章的历史意义在于“区分了讨论会、思想观念以及对这些思想加以利用的人。”(注：参见松本健一对竹内好最后的“评论”，《克服现代性》(东京：筑摩丛书285，1983)，第271页，第280页。)过去围绕在“克服现代性”周围的是“战争期间的宣传”这样一种偏见，一提到它就会产生一种过剩的意向(或者在某些情况下，一种怀旧)，这样，严肃的讨论是不可能的。竹内抛开这些，第一次使客观地对待这一问题成为可能。但是，随着时光的流逝，“克服现代性”这一术语所具有的象征意义消退了，竹内的文章在很大程度上也被遗忘了，并最终被关于现代性的一种新的观点所取代——这种观点对现代社会具有一种新的热情，随之而来的是后现代主义的转向以及对战前思想的重新肯定的趋向。 如前文所述，竹内的方法将“克服现代性”的讨论与京都学派思想家在《中央公论》展开的有关日本在世界历史中的地位的讨论联系在一起。哲学家广松涉对这一讨论也有兴趣，他把评论的重点从日本的浪漫主义转移到了京都学派。他的兴趣不仅是重新叙述这次讨论，而且还要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看看哪些东西对我们现在有用。(注：广松涉：《“克服现代性”论——昭和思想史的一个视角》(东京：讲谈社，1980)。)继广松之后，柄谷行人的著作更为全面。(注：柄谷行人：《“战前”思想》(东京：春秋社，1994)。写完这篇文章以后，我又看了柄谷的书，发现在两个问题上我是赞同他的。第一，迷恋保田与重郎的浪漫主义是由于它所具有的公正立场。第二，《文学界》这个圈子曾尽力对当时的政治主张有所警告，即使今天阅读“克服现代性”讨论会的文章，这一点也是清楚的；同时，《文学界》所主张的“文学自由主义的立场”也使这一点成为可能。这里第二点尤为重要。我认为这是一个批评家第一次将讨论会与《中央公论》的讨论区分开来，并根据它的是非曲直来对待。我在这里讨论的正是这一点。但是，我对柄谷的观点也有怀疑。他认为在讨论会举行的时候(1942年7月)，《文学界》圈子里的成员已经预料到日本的战败。)近来，大桥良介这位京都学派传统的年轻继承人又从另外的角度试图解决“克服现代主义”这个问题。广松从马克思主义立场出发对京都学派所作的评价是“对现代思想的历史基础和社会基础没有认真的研究，完全陷入了一种抽象的说教，自称要给所谓被克服的东西一种哲学的解释。”(注：广松：《“克服现代性”论》，第246页。)大桥首先拒绝这一批评。大桥认为，考察战前京都学派哲学家的贡献，会给我们一种重要的启示，这一点我也是同意的： 欧洲只是一个相对的世界，它既非唯一的世界，也非世界的中心。相反，无论非欧洲世界如何实现现代化，或者受到欧洲多大的影响，世界上还是保留了一些最终并非来源于欧洲的文化和传统。(注：大桥良介：《克服现代性与京都学派》，见他的《日本的事情，欧洲的事情》(Things Japanese,things European)(东京：新潮社，1992)，第156页。) 组织 就“克服现代性”这个问题举行讨论会的提议是由河上彻太郎、小林秀雄和龟井胜一郎提出来的，他们都是围绕在《文学界》这一杂志周围形成的圈子里的成员。河上负责具体的组织工作并主持每次的讨论，龟井提交了一篇论文。他们三人以及中村三夫、三好达治和林房雄也都参与了于1942年7月在东京举行的讨论。讨论会的论文在《文学界》的九月号和十月号上发表。全部论文，包括中村的一篇论文和一篇经过编辑的讨论记录，于1943年7月由东京的创元社结集出版。 与《中央公论》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历史哲学不同的是，“克服现代性”讨论会主要关注的是文明的本质问题。在13名参与者当中，只有两名是京都学派的成员，而所有参加《中央公论》讨论的都是京都学派的成员。我们将要涉及到的西谷启治和铃木成高也参加了《中央公论》的讨论。下村寅太郎尽管严格地说不属于京都学派，但也在与京都学派有关的学术圈子里活动。除了《文学界》的六名成员以外，其他的参加者还包括：音乐理论家、作曲家诸井三郎，原子物理学家菊池正士，天主教神学家吉满义彦，电影评论家津村秀夫。这一群体的选择标准并不是很清楚，但是被邀请者还包括了在一定意义上是文化批评的专家在内。 河上彻太郎解释说，讨论会模仿了欧洲由国际联盟知识联合会(the League of Nations Committee for Intellectual Cooperation)资助的一系列相类似的会议。20世纪30年代中期，当日本军方(由陆军领导)和它的支持者开始提倡“促进日本精神”这一空洞的口号之时，思想自由的氛围开始消退了。因此，当欧洲和日本的文化领域相互之间变得逐渐隔离、疏远的时候，举行这样一次讨论会并选择这样的主题是希望能够为知识界提供一个方向。(注：参见河上彻太郎：“结语”，KC，第167页。) 当然，这并非意味着河上和《文学界》圈子里的其他成员对于现代社会或者如何“克服”现代社会的问题有了一定的结论。此外，参加讨论的人观点各异，从论文和讨论中看不出有什么统一的模式。我记得读过一篇对讨论会的评论文章，认为讨论会太自由了，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但是问题绝非如此简单。毫无疑问，讨论会代表了所有参加者的一种共同心愿，即在对于加速发动战争的焦虑之时，在文明本身的规则受到质疑之时发生了重大的文化变革的时期，来反思日本的处境，考虑如何为历史的发展设立最好的航标。在一定意义上，讨论会也可以算作是对于这个问题的一次不成熟的挑战，这个问题在战争结束50年以后的今天已经有了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