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516.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600(2004)01-0067-08 追究自由的本质，探讨与之相关的问题，在全部西方哲学中，始终是一个核心命题，同时也是最容易引起争议的问题。谢林在1809年发表的《对人类的自由本质及与之相联系的对象的哲学研究》(以下简称《自由论》)着重讨论了自由与体系的关系、泛神论的自由观、善与恶和上帝的人格化对整个世界的意义等问题，是迄今在纯粹哲学方面研究自由及与之相关问题的最深刻、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在西方哲学史上占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后来的哲学家们对此书作出过许多评价，哲学家费舍尔(K.Fischer)曾经说，谢林这部著作“在这个最困难问题上所作的规定和探讨，在清晰和深刻方面都不愧是大师之作”[1]。20世纪最有影响的哲学家海德格尔则说这本书“是谢林最大的成绩，它同时是德国哲学最深刻的著作之一，因而也是西方哲学最深刻的著作之一”。[2](P3) 把握这本书的要义，分析它在西方哲学史上的意义和影响，就是本文力图达到的目的。 一 按照谢林自己所说，《自由论》这本著作是对康德所提出的自由与必然这个二律背反问题的回答，他以前只在《哲学与宗教》中提过这个问题，但由于阐释不当，容易引起误解，所以，尽管他本人当时还没有形成这方面完整的思想体系，但他仍然坚持，必须对自由的本质及与之有关问题作一个比较明确的阐述。这样，谢林给自己规定的任务就是：首先发现和找到在哲学探讨中可以展示人的自由的正确概念；其次，由此去说明这个概念与一种科学世界观的联系。全部著作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是探讨自由与体系的关系，评价哲学史上、尤其是泛神论和当时占主导地位的唯心论对自由的看法，这个部分被谢林本人称为“导论”；第二部分则是阐述他自己在这个方面的观点。 谢林清楚地看到，像自由这样既具有一般实在性，又具有至关重要意义的概念，肯定不是单纯从属性的或次要的，“而必定是一个科学体系的主导性的中心”[2](P258)。这样，对自由问题的探讨就不能是个别地加以规定，而只能是通过证明它与整体的联系才能在科学上达到最终的完成。但是，很久以来一直流传着一种说法，即自由的概念与一般体系的概念是不相容的，而且这种说法迄今还在发挥作用。在许多人看来，任何一门哲学如果提倡统一性和整体性，它就必须放弃自由。谢林并没有对这种流行说法加以盲从，而是提出这样两个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而它们又是相互联系在一起的。首先，这样的说法是深刻的，还是肤浅的，它是经过我们思想的检验，还只是我们人云亦云地盲目附和以往的说法，是我们必须加以思索的问题。如果思索的结果与流行说法并不相同，那我们就必须在哲学上认真彻底地去考察，自由概念是否确实与一般体系的概念相矛盾。 谢林认为，不论人们在这个问题上有多大分歧，但每一个人都会承认，个人的自由是与世界整体相联系的，因为人就生活在由许多人组成的社会中。我们由此在逻辑上完全可以说，肯定存在着某种与自由相融洽的体系，即使我们人类的知识不认识这样的体系，它也是作为一个整体存在于这个世界上，而且至少是被上帝的理智所了解。谢林的这个思考引起我们注意的地方是，他的这个思考有一个前提：世界必定会联系为一个体系，而这个体系所依赖的根据就是上帝，所以，神明必定知道这个体系。在谢林把自由与体系的关系交付给上帝的时候，他很清楚地知道，人们因此必定会提出这样的反证：在确定我们人类是否能够认识这种体系之前，我们首先必须考察人的认识能力。这样，这个问题就回到康德那里。 我们已经知道，在康德理论哲学那里，这个问题是作为二律背反而没有得到解决的。康德只是在实践哲学中提出，必然性统治着现象界、尤其是自然界，而人在世界上拥有选择的自由，即人的任务在于选择善或恶，康德正是把自由概念引入道德领域才使近代的道德哲学具有本质上的进步。但是，这样的自由没有任何经验内容，虽然它很纯粹，但却只是形式上的。道德哲学在根本上是属于实践哲学范围的，人在这里应当服从道德法则，遵循具体的道德规范，就此而言，人仍然服从必然，是不自由的。(注：关于康德的道德哲学历来有很多争论，晚年的阿多诺在《道德哲学的问题》一书中对此有相当详细的分析，他认为康德的理论哲学与实践哲学的分离实际上削弱了人的自由潜能，“因为在第二自然中，即在我们所处的广泛依赖性之中，是不存在自由的；因而在这个被统治的世界中也没有伦理学；所以，伦理学的前提就是对被统治的世界进行批判”。参见阿多诺Probleme der Moralphilosophie,P26,Suhrkamp,Frankfurt a..M,1997.)谢林并不同意康德这种割裂理论哲学和实践哲学的解决办法。他认为，以康德为代表的唯心论虽然提出了关于形式自由的完善概念，但自由是生动的、现实的东西，而在唯心论这里只有形式自由，而没有实在自由。谢林感到奇怪的是，“康德在首先只是否定地通过独立于时间这点把自在之物和现象加以区分以后，并进而在其实践理性批判的形而上学讨论中把独立于时间和自由确实当作相关概念处理之后，并未继续想到把这个惟一可能肯定的关于自在性的概念也传输到那些他自己由以才直接上升到更高考察观点并超出否定性的事情上去”。[2](P272)谢林在这里明确反对康德以否定的观念去看待自由概念，而是强调自由应当是肯定性的概念，这就是说，自由既是自在之物的基础，更是我们人类的本质特性，不以这种观点去认识自由，而是从单纯的先验论去考察自由，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澄清自由概念及其与之相关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