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从法文“启蒙”一词可以追溯到一个隐喻：这个词的本义可以由一组同义词构成，即光、光明、阳光、光源、发光体……所有这些，使我们不约而同地想到太阳。西方哲学史中关于启蒙一词最早的说法，可能来自于柏拉图对话篇中所讲的关于“洞穴之喻”的故事。只有人类真正挺直腰杆，转过身来，直面阳光普照，才有真正的智慧。这已经是启蒙，因为在这里，智慧就是“知道”(知识)人的精神状态不能局限在映在墙壁上的自己的影子，知道在这些影子的背后还有一个光源：真理之光。在这个启蒙过程中，人的精神欲望(想)得到了实质性延伸，这种延伸表现在精神空间的拓展、释放、解放，还表现为精神在一种凝神(出神)状态下的转移、转向、“想”为自己开辟了新的道路，从而表现为念头的变化，它超越了原来念头的界限。这些，就是我们对“启蒙”一词的一般性理解，或者可以称作广义上的启蒙，并与某一特定历史时期的启蒙概念区别开来，比如它区别于18世纪的启蒙运动，区别于把启蒙狭隘地理解为精神或观念的进步等等。 一、昨天的启蒙：在18世纪法国 当我们从以上对“启蒙”一词的一般性理解出发，重新审视18世纪欧洲特别是法国启蒙运动时(启蒙世纪也被称作光明世纪)，我们看到了以旧的启蒙眼光见不到的东西，它与同时代的德国古典哲学式的启蒙，特别是与黑格尔的哲学精神是背道而驰的，这不仅因为法国启蒙运动不是任何意义上的思辨哲学，更在于它生出了异类的哲学，其意义是现代的。 我们说法国启蒙运动的主要标志，在于它极大地延伸了人类原来的、旧的精神空间和精神习惯，它使人类精神空间遭遇陌生，这或者表现在启蒙时代创造了一批从前时代所没有的具有哲学性质的概念，或者表现为它利用了原来的概念，但是赋予这些概念以从前所没有的含义。 我们以上的判断是以下面的分析为根据的： “风俗”一词在18世纪被赋予强烈的哲学意味，因为它并非一般所说的民俗，而是指某一个民族的精神状态，特别在孟德斯鸠那里，指的是一个民族集体无意识的“内心动作”，一种非常难以改变的精神习惯。这样解释“风俗”无疑是精神领域的极大延伸，因为它并不是引导我们去关注某一个民族的礼仪、服饰、习俗这样的民俗学问题，而引起我们思考：是否在不同的精神习惯或内心动作中可以建立不同的政治法律制度；或者在怎样的条件下才能改变一个民族的精神风俗。一个民族的精神风俗几千年保持不变，这对它的心理健康究竟有利还是有害，如此等等。 “内心动作”是可以延伸的，这也是启蒙，因为精神专制的传统为人们的内心动作划定了禁区，而启蒙的“内心动作”正是要突破这些思想禁区。法国启蒙运动的奠基人蒙田和帕斯卡尔的内心动作是亵渎神灵的，前者是公开的怀疑论，后者“极不恰当地”把信仰上帝这样的严肃问题以玩笑或游戏的心态说成是掷骰子问题，并且宁可赌上帝存在，理由是如果上帝不存在，自己并没有失去什么，而如果上帝真的存在，那他就赢得了人生的全部。 “理性”是启蒙时代使用最多的词语，但它的精神内含延伸到思辨哲学或哲学认识论意义之外，因为在那时的法国，“理性”的实际内容指感性或自然性，这是一种与正统哲学史相违背的看法。它说明法国人当时要从“理性”中寻找行为的根据，但是笛卡尔所理解的“理性”却束缚了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的“理性”，于是他们在理性的旗子下加进了许多“非理性”的因素，比如热情。“经验”这个词的用法也是这样，法国人从英国人牛顿和洛克那里借来了“经验”，但在更多的情况下，法国人同样赋予经验以热情，即不是“科学经验”而是情感体验，一种心情哲学用语；不是“我们”而是我，不仅是“他”还有“她”。自由平等博爱是以个人的切身感受为基础的，法国人相信理当如此(理性)，它是不需要推论的自然权利，精神从这里也自然引申到理性的另一含义，即合理性。总之，理性是精神的事，精神是热情的事，是心情的规则，构造幸福的规则，我们应该在这样的基础上理解孟德斯鸠所谓“法的精神”。 “人”并不是启蒙时代发明的概念，但是，到了文艺复兴，特别是启蒙时代，“人”突然具有了与以往完全不同的含义：人类重新发现了自己本身。换句话说，人直面自己，不做任何回避，从而对自身做出与以往时代(特别是中世纪)不同的解释。人文主义、人道主义、人类中心论等等提法与启蒙时代是相互对应的。我们之所以把新的解释叫做启蒙，是因为在中世纪人与上帝的观念联系在一起，人的神圣性来自上帝，宗教道德扼杀一切真正属于人本身(特别是人的身体欲望)的东西，从而人的念头里只剩下赤裸裸的观念。当精神走出这种禁锢，声称“我是人，人所具有的一切我无所不有”时，就好像匍匐于洞穴之人转身面临太阳，于是，启蒙的序幕又一次拉起：人发展出关于自己的科学(人类学、人种学、语言学、人体解剖学等等)；伏尔泰在他划时代巨著《论风俗》中，第一次把历史描写为人自身的历史，而不是由神支配的历史；他还第一次提出“历史哲学”概念，与“历史神学”相对抗。布丰在《论人》中为人类学和人种学奠定了基础，认为人类不同种族的区别在于颜色(头发、眼睛、皮肤)、形状(身体和脸形)、自然(生活习惯)的差别；拉美特利把人等同于一架能生产和消费的机器，把人性等同于人的自然性，从而与建立在神学基础上的道德观念发生激烈冲突，因为拉美特利把人说成是一架追求快乐的机器——这使精神走在了一条历史上很少有过的岔路上，这也解释了流行于17—18世纪法国的一个时尚词“libertin”，意为不信神和生活放荡(追求快乐)，使它成为一种时代情趣。一种没有内疚感的“幸福”唯物主义在无神论的精神中一直延伸到令人谈之色变的色情思想家与文学家萨德，因为色情与精神一样无所畏惧。对此，尽管道学家们可以找出千百条理由严加斥责，尽管以往的哲学史教科书对此闭口不谈，我们却认为拉美特利-萨德的“精神延伸”(即从某一个思或想的点，任着性情，朝着一个方向出神并“走”到极限的精神。当然，精神延伸可以有不同的方向或者岔路)属于启蒙应有之义，20世纪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也从萨德的性心理学和性精神病学中获得启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