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学术界的一个弊病是，人文学者缺乏必要的学术敏感，没有形成正常的、理性的学术争鸣的氛围；虽然出版物的数量越来越多，但共同讨论的问题却越来越少。近年来，哲学界围绕Being的意义问题而发表的一系列文章，就是一个例证。这些文章的作者既有西方哲学的研究者，也有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传统哲学的研究者；他们从各自的角度，对Being的意义以及与其相应的中文概念，发表了很多精彩的意见，如果相互讨论切磋，本来可以形成一个哲学热点。但事实却非如此，论述这一问题的作者很少注意别人的意见，更没有分辨自己的意见与别人意见的同或异，深入讨论产生这些同或异的理由是什么。孤立地看，他们意见中的大多数都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不刊之论；但从整体上看，这些意见基本上是“自说自话”的独白，缺乏对话，没有彼此间的参照。对于同样的主题发表了数量众多的文章，但却没有展开学术争论，形成学术上的热点问题，这种现象在国外学术界是罕见的。对中国学术界而言，这种现象是否正常，对学术发展是否有利，值得我们加以检讨。 为了引起学术界对Being的意义问题的共同关注，宋继杰博士把近年来发表的相关论文和译文集辑成书，分上下两卷，以《BEING与西方哲学传统》(以下简称“本论文集”)为题，于2002年10月由河北大学出版社出版。原以为本书可以促进哲学界对此问题展开深入研讨，但一年多的时间过去了，哲学界对此书的反应甚是冷漠，关于Being的意义的文章依然在没有参照别人的观点(这些观点大都收入此书)的情况下发表。为了打破学术麻木的僵局，我愿以书评的形式，大力宣扬Being的意义问题对于当代中国哲学的重要意义。 一 Being的意义问题是西方哲学传统中的一个核心问题。海德格尔说，西方哲学的传统是形而上学的传统，而形而上学正是以Being为研究对象的。如同其他学科一样，形而上学的性质是由其研究对象所规定的；形而上学传统的内涵就是Being的意义的辨析、阐述和应用、扩展。这是西方哲学传统中最纯粹的、最核心的部分。西方哲学传统中的其他部分已经或正在从哲学中分离出去，成为独立的学科，如自然哲学分化成物理学，认识论正在向心理学和认知科学的方向分化。惟独形而上学坚守西方哲学的核心地位，虽然不是一成不变，但却是常变常新。即使到现代，形而上学也没有丧失活力。 现代西方哲学中的存在主义和存在论通过用Existence来阐发Being的意义，建构了一种新的本体论，海德格尔称自己的存在哲学为“基础本体论”，萨特的《存在与虚无》一书的副标题是“现象学的本体论”，最能表现存在主义和存在论的形而上学特征。因为“本体论”(ontology)是对Being(on)的研究，这是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一书中提出的定义，只是这些哲学家要与传统的形而上学划清界限，而不愿用“形而上学”(metaphysics)来标榜自己的学说而已。分析哲学也有类似的情况，充满着关于Being的意义的分析，但却避免用“形而上学”的字眼。分析哲学在其早期虽然表现出强烈的拒斥形而上学的倾向，但弗雷格、罗素和维特根斯坦等人关于Being的意义的逻辑分析，揭示了形而上学与逻辑思维和语言用法之间的联系，其结果是用语义实在论和逻辑本体论代替传统的形而上学，而没有消解一般意义上的形而上学。 与西方哲学相比，中国传统哲学并没有一个中心的概念。中国传统哲学的范畴是多元的，“道”、“天”、“心”、“性”、“理”、“气”等可以并立。但形而上学不满足于多元并立，而是要确定一个最高的原则或原因；中国传统的形而上学与西方的形而上学传统在这一点上是相同的。所不同的是，以中国哲学基本范畴中的任何一个为核心，都可以把另外的范畴串起来；比如，可以把中国的形而上学解释为“道学”，“天人之论”，也可以解释为“心性之学”，还可以解释为“理学”和“气论”，等等。这些解释都有根据，因为中国哲学基本范畴的多元性决定了中国形而上学的多元形态。但西方的形而上学形态却是万变不离其宗，这个“宗”就是Being。 由于西方形而上学的对象是一元的，而中国形而上学的对象是多元的，这样就产生了一个问题：中国哲学中是否有一个与Being相对应的概念?如果有的话，这一概念是什么?这首先是翻译者遇到的问题。日本学者最早用汉字“有”翻译西文的Being；后来西方的翻译者把《老子》中的“有”和“无”分别译为being和non-being。经过中西文的“双向格义”，与西文Being相对应的中国哲学的概念被确定为“有”。20世纪50年代之前，中国学者普遍用“有”来翻译和理解西方形而上学研究的Being；港台的中国学者至今仍然这样做。 20世纪50年代之后的中国大陆，马克思主义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人们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研究西方哲学，人们对Being的翻译和理解也发生了悄悄的变化。“悄悄的”意思是没有经过学术争论的、想当然的变化。这一变化也是从翻译开始的。人们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著作中的Being(德文Sein)译为“存在”。这种翻译具有权威性的依据，这就是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的一段论述：“当我们说到存在，并且仅仅说到存在(being)的时候，统一性只能在于：我们所说的一切对象是存在的，实有的(exist)。”(注：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70年版，第40页。)在《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终结》一书中，恩格斯又明确地把“全部哲学的基本问题”规定为“存在与思维的关系问题”。这里所说的“存在”，依然是Being。在此问题上，主张存在为第一性的是唯物论，主张思维为第一性的是唯心论。在前苏联理论家日丹诺夫关于“哲学史是唯物论与唯心论两军对阵”的定义的指导下，出于把西方哲学史当做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脚注的需要，把Being理解为“存在”，一切都显得那么顺理成章，人们甚至没有提出问题：为什么在一切西方哲学的著作中，Being的意义都是“存在”(existence)?用“存在”代替“有”的根据和理由究竟何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