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71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074(2003)04-0012-05 施特劳斯的名字在中国最早出现在1985年出版的一本政治理论的译本[1]之中，其中收入了杨淮生翻译的施特劳斯1954-1955年在耶路撒冷大学的讲稿《什么是政治哲学?》。10年之后，我们在伊丽莎白·迪瓦恩等主编的《20世纪思想家辞典：生平、著作、评论》[2]中才能查到列奥·施特劳斯的条目。1993年翻译出版了施特劳斯和他的学生克罗波西主编的《政治哲学史》[3]一书，但当时学界没有充分认识到这本书的价值。施特劳斯本人的著作第一次被翻译过来是申彤译的《霍布斯的政治哲学》[4]。翻译这本书毋宁说看重的是这本书的主题：霍布斯的政治哲学，因为这本书不是施特劳斯成熟的著作。真正地为了理解施特劳斯本人的思想而翻译的是刊登在《学术思想评论第六辑：西方现代性的曲折与展开》[5]中由刘小枫选定的施特劳斯专辑，其中收入了施特劳斯的五篇论文和两篇导论，它为我们大致提供了一个进入施特劳斯的“路标”。 2002年刘小枫还编选了一本厚达775页的《施特劳斯与古典政治哲学》[6]，其中收录了施特劳斯的两篇文章，一篇是1970年施特劳斯去世前两年所作的珍贵的回顾性质的谈话《剖白》，一篇是施特劳斯二战期间在纽约的演讲《德国虚无主义》(1941年)。除此之外，这本文选大多数收入的都是施特劳斯弟子的文章，如四大弟子布鲁姆、罗森、古列维奇和伯纳德特的文章。布鲁姆的代表作《走向封闭的美国精神》和布鲁姆文集《巨人与侏儒》以及罗森论尼采的《启蒙的面具》也已翻译过来。[7]施特劳斯本人被翻译过来的论文还有：《施米特<政治的概念>评注》(1932年)[8]；《论<创世纪>之阐释》(1957年)[9]；《耶路撒冷与雅典》(1967年)，《神学与哲学的相互影响》，《如何着手研究中世纪哲学》，《显白的教诲》等四篇[10]；《尼采的<善恶的彼岸>规划评注》(1973年)[11]；网上的文章还有施特劳斯著名的论文《什么是自由教育?》。此外，罗尔斯的弟子霍尔姆斯的《反自由主义剖析》[12]中第三章是对施特劳斯的批判，可资参考。 2003年三联书店出版了由甘阳主编的施特劳斯文集之一《自然权利与历史》[13]，其余四种待出的是《政治哲学引论》、《早期著作集》、《城邦与人》、《柏拉图路线的政治哲学研究》。这本书是施特劳斯落脚在美国学界出版的第一本学术著作，是施特劳斯20年思想的结晶，是施特劳斯成熟思想的集中表述。把施特劳斯的代表作翻译出来，无疑标志着我们学界对施特劳斯的研究进入实质性的阶段。但首先书名的翻译就遇到一个困难。natural right有双重含义，这个书名对应成中文是“自然正义、自然权利与历史”，也就是对应书中的三大板块。现在的译本统一译成“自然权利”导致了全书不能卒读。因为在第三、四章中讨论的是“自然正确”或“自然正义”、“自然正当”的问题。其次，书中一些译法有欠推敲，如bird-eye(粗俗的，[中译本页码]23；狭隘的，75)，应是“鸟瞰”；sophist(诡辩派，36等)，应是“智者”；hedonism(享乐主义，110等)，应是“快乐主义”；tyranny(暴君，116)，应是“僭主”；economics(经济学，144等)，应统一译成(色诺芬的)“《家政篇》”；erotic(纵欲，154)，应是“爱欲的”；idealism(理想主义，173)，应是“唯心主义”；methodical(循规蹈矩，177)，应是“方法论的”等等。最后，译者还有一些疏漏。比如，译本第94页倒数第2行丢掉了一句很重要的话：“正义没有超乎人的支持。”译本第139页第7行遗漏掉了一个很难读的长句子。第143页倒数第5行丢掉了一句极其重要的话：“绅士是智慧的人在政治上的反映或模仿。”第167页倒数第5行也丢掉了一句重要的话：“孟德斯鸠试图为从事政治重新发现曾经极大地被托马斯主义的教诲所约束的自由度。”译本第107页第10行中“出于理智的”(intellectual)，是“无力的”或“无效的”(ineffectual)之误。译本第165页下数第4-5行，“因为我们的职责是要尽可能地将最紧迫或最必需的事情变成我们最高级的行动”正好把意思翻译反了，其实应该是“因为我们的职责是要尽可能地将最高级的行动变成最紧迫或最必需的事情。”译本第271页倒数第3行“将他的学说置于不败之地”，应该是书中多次出现的施特劳斯的固定用语“坚实的基础”(solid ground)。译本第276页第1行中的“amour-propre(虚荣心)”乃是译者想当然的翻译，应该翻译成“自爱”。译本第84页倒数第6行，第326页第7、11、12行中的“时效性(prescriptive)”意思翻译反了，应该是“长期使用”。施特劳斯的代表作被翻译成这个样子，不能不令人深感遗憾。 崔之元在《布什原则、西方人文传统、新保守主义》中引用“新保守主义之父”克里斯托的话说，新保守主义“是一个描述性的词，它描述了一批为数不多但智慧超群的学者和知识分子从自由主义转向保守主义的过程。”[14](P8)在中国也发生了类似的一个转向：80年代中国学界的两个中坚人物刘小枫和甘阳都转向了“新保守主义教父”施特劳斯，同时他们也带动着中国学界的大批青年才俊开始关注施特劳斯。《波士顿环球报》2003年5月11日的报道引用施特劳斯的弟子罗森话说：“现在最信奉施特劳斯的地方是中国大陆!” 人们把这次“施特劳斯热”首先与刘小枫的介绍联系在一起。2002年2月7日《中国读书商报·书评周刊》上的一篇整版文章赫然醒目的标题就是《刘小枫与施特劳斯：生活在油层》。刘小枫的四篇论文《施特劳斯：政治右派的帝王师?》[15]、《哲学、上帝与美好生活的可能性：施特劳斯的政治哲学与神学》[16]，《刺猬的温顺：两位犹太裔哲人的不和》[17]和《施特劳斯的路标》[18]，尤其是后两篇在国内学界掀起了“施特劳斯热”。与此同时，刘小枫还发表了《尼采的微言大义》和《现代政治思想争纷中的施米特》等多篇论述尼采和施米特的论文，编了《尼采在西方》和《施米特与政治法学》[19]两本资料汇编，形成了“尼采-施特劳斯-施米特”的铁三角。 按照刘小枫在《施特劳斯与古典政治哲学》的“编者前言”中的自述，在1996年做完《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之后，他是从施米特的机缘开始接触施特劳斯的。促使他从施米特转而关注施特劳斯的是施特劳斯德文版文集的主编迈尔的两本书《施米特、施特劳斯与<政治的概念>》(1988年)和《施密特的学说：四论政治神学与政治哲学之区分》(1994年)以及迈尔在慕尼黑大学的就职演讲《为什么是政治哲学?》。刘小枫从施米特转向施特劳斯的问题意识就是迈尔所说的施米特的政治神学与施特劳斯的政治哲学的张力。用施特劳斯的好友克莱因的话说，就是“神学-政治”问题。《刺猬的温顺》的另一个版本曾经名为《哲学、上帝与美好生活的可能性：施特劳斯的政治哲学与神学》。这一标题的含义是追问受上帝和启示所指引的生活和受人的智慧和理性所指引的生活的二难选择。刘小枫在《施特劳斯的“路标”》的第五部分“对抗中的共契”中认为，神学与哲学的这种冲突在施特劳斯那里就是耶路撒冷与雅典的冲突，就是启示与理性的冲突。张志扬的《解释与论证：施特劳斯的<神学与哲学的相互影响>》[20]就是按照这一思路展开的。但是刘小枫认为，二者的冲突并不妨碍二者共有的对“美好的生活”的追求和“恶的严峻性”的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