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5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8444(2003)06-0734-06 赛义德(Edward W.Said)是当代西方后殖民理论(postcolonial theory)的开创者和主要的代表人物。葛兰西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之一。赛义德在建立他的后殖民理论时，借鉴了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的某些思想，同时也对葛兰西的某些观点进行了改造。本文从赛义德对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的借鉴和改造这两个方面来进行一番探索。 一、对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的借鉴 赛义德后殖民理论主要有两大思想来源：一是福柯的话语理论，二是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因此，福柯和葛兰西被人们认为是赛义德思想上的“两位老师”[1]。赛义德后殖民理论的一些重要观点直接来源于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具体来说，赛义德对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的借鉴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强调在文化领域进行革命的重要性 通常的革命理论强调革命的核心是暴力革命，但是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之一的葛兰西则认为无产阶级革命的核心问题不仅包括物质层面上的暴力革命，而且还包括在精神层面上夺取文化领导权的非暴力形式的革命。这是因为，资产阶级不仅用暴力手段来维护它的统治，而且还从文化方面来支配无产阶级。文化上的支配就通过占有文化领导权来行使文化霸权。葛兰西认为，马克思对文化领导权问题未给予足够的重视。在他看来，无产阶级要想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仅仅依靠暴力革命是远远不够的。他说：“政治领导权只是统治职能的一个方面……为了行使强有力的领导权，就不应该仅仅指望政权所赋予的物质力量。”[2]在他看来，文化上的非暴力革命的重要性绝不比政治上的暴力革命低。不仅如此，他甚至认为文化上的革命比政治上的暴力革命更为重要。他说：“一个社会集团能够，实际上也必须在取得政权之前就开始行使‘领导权’。”[2]这就是说，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治领导权之前不仅可能先取得文化领导权，而且必须先取得文化领导权，夺取文化领导权是夺取政治领导权的基础和前提。因此，在文化领域发动一场革命是必不可少的。 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的理论被赛义德所看中。赛义德剖析了西方人研究东方的学科——东方学(Orientalism)，认为东方学中也存在着像葛兰西所说的霸权。他说：“在任何非极权主义的社会，某些文化形式支配着另一些文化形式，正如某些思想比另一些思想更有影响力一样；葛兰西将这种具有领导权的文化形式称为霸权，要想理解工业化西方的文化生活，霸权这一概念是必不可少的。正是霸权，或者更确切一些说，是文化霸权运作的结果，使东方学具有我一直在谈论的那种持久性和强力。”[3]赛义德仿照葛兰西的做法，把东方殖民地国家对西方宗主国的反抗分为两种，一种是收复领土的反抗，另一种是意识形态方面的反抗。前者属于物质层面上暴力反抗，后者属于精神层面上的非暴力反抗。意识形态方面的反抗就是文化反抗。赛义德认为，东方殖民地国家之所以到现在还没有获得真正的独立自主，就是因为东方人没有消除西方的文化霸权。东方人收复领土的革命已经完成，现在所面临的任务就是在意识形态上进行一场非暴力形式的文化革命。只有这种非暴力形式的文化革命才能使东方民族真正获得独立和自由。 赛义德主张在文化领域里发动一场革命，是将葛兰西关于阶级问题的文化革命理论在民族问题上的运用。他像葛兰西一样，充分认识到在精神形式的文化领域中进行革命的重要性，把文化领域中的革命问题提到了议事日程。 (二)把知识与权力联系在一起 赛义德为什么要同葛兰西一样强调文化领域中革命的重要性?这得从他们对知识与权力的关系的看法谈起。葛兰西所谈的文化是狭义上的文化。文化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文化是指人类的一切创造物，它包括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两大方面。葛兰西所说的文化仅仅是指精神文化，这种文化也就是知识。葛兰西认为，知识与权力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知识就是权力”[2]。在这方面，葛兰西的观点与近代英国哲学家培根的观点有相同的地方。培根早就指出：“人类知识和人类权力归于一。”[4]但是，葛兰西所说的知识与培根所说的知识有所不同，前者主要是指具有意识形态特征的社会科学知识，后者主要是指自然科学知识。培根时代所面临的问题是如何把人权从神权的垄断下解放出来。培根认为，人权要想战胜神权，人们就必须掌握自然科学知识，人们拥有了自然科学知识，也就意味着拥有了权力。在葛兰西所处的时代，主要矛盾不再是人权同神权的斗争，而是被统治阶级同统治阶级的斗争。无产阶级要想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就必须在意识形态领域掌握文化领导权。当然，尽管在知识种类上有所不同，但葛兰西和培根都看到了知识与权力之间的密切关系。由于知识具有权力的特征，所以统治阶级就用它来作为控制被统治阶级的工具。葛兰西认为，资产阶级通过文化(知识)这种非暴力性的手段来控制被统治阶级，比暴力手段更经常、更广泛和更有效。 赛义德受葛兰西关于知识就是权力这一观点的影响，也认为知识与权力是密不可分的。赛义德对西方人研究东方的东方学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认为被西方人作为一种学科的东方学并不是一种纯粹的知识，它同葛兰西所考察的知识一样，是一种具有权力特征的东西。赛义德在分析近代英国驻埃及的一位代表及总领事克罗默这样一位典型东方学家的一篇政论后指出：“克罗默再一次强调，关于臣属民族或东方的知识使他们的管理(对东方殖民地的管理——笔者注)既容易又有效；知识产生权力，更多的权力要求更多的知识。”[3]由于东方学具有权力这一特征，所以它就不仅仅是一种学科，更是一种意识形态，与那些纯粹学科性的知识是不同的。赛义德说：“Orientalism一词的词尾‘ism’就强调了它与其它任何学科的不同。”[3]作为意识形态的东方学也就是东方主义。东方主义也就是文化霸权主义。东方学作为东方主义，它的目的不是要向人们传播知识，而是谋求西方对东方的支配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