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0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600(2003)04-0039-08 对于现时代的国内学界来说，卢卡奇这个名字始终是与“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个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异端传统联系在一起的。由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1970年代末期才被引入国内，因此，在许多当代研究者眼中，卢卡奇仿佛是一个“新人”。可实际上，在1950、1960年代的反修斗争中，他就已经被当作国际修正主义的一个代表人物，经常性地在报刊和文艺理论教材中被不点名批判了。不仅如此，早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他的文论作品就已经被译介到国内，在左翼理论界产生了一定影响。如果我们将1935年《译文》杂志第2卷第2期上刊载的《左拉与现实主义》一文视为国内学界介绍、研究卢卡奇的起点的话，那么，卢卡奇研究在国内差不多已有七十年的历史了。综观这七十年，从单篇论文的零星译介到代表性著作的规模引进，从党同伐异的政治批判到实事求是的学理求解，我们的研究应当说取得了巨大的进展。但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既有研究存在一些根本性的缺陷，致使我们很难突破历史的羁绊，与卢卡奇同在，在与他一同思维中，真正理解他的所思所想及其当代价值。所谓解铃还需系铃人，在历史形成的问题终究应当到历史中去寻求解答之道。对七十年来的研究历程进行一次批判的考察，因此成了新世纪国内卢卡奇研究能够深入发展下去的理论前提。 一、革命氛围中的政治误读 对于国内的卢卡奇研究来说，1978年是一个具有断代意义的年份。因为在这一年的一次全国西方哲学研讨会上，徐崇温先生就西方马克思主义做了专题发言，从而使国内学界在文学史家和美学家之外，知道了卢卡奇一个全新的也是影响更为深远的理论形象：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鼻祖”。同年，《哲学译丛》1978年第6期译载了波兰学者奥霍斯基《关于G.卢卡奇的争论》一文，对围绕《历史与阶级意识》所展开的争论以及苏东理论界的总体评价进行了介绍。国内卢卡奇研究的第一阶段由此得以结束。对于跨度很长的第一阶段，我们的总体评价是：当卢卡奇以一种偶然的方式被引进国内理论界后，就被裹挟进国内文艺理论政治的旋涡，失去自身作为一个哲学家的本然地位，沦落为政治批判的牺牲品。真正的研究在这一阶段其实并不存在。 卢卡奇在1930年代就遭遇中国理论界其实是一件非常偶然的事情。因为作为一名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形成其独特思想的哲学家，卢卡奇的理论视点始终聚焦在现代资本主义的本质及其历史命运这个本体问题上，他卷帙浩繁的文学史研究始终是指向这个本体的。也就是说，他实际处于当时尚为民主革命而奋斗的中国左翼理论界的视域之外。但问题在于，从1930年第一次流亡苏联开始，因《历史与阶级意识》和“布鲁姆提纲”而遭受“政治上的毁灭性失败”的他就逐步转向文学史研究。[1](PP.163-164)这原本是他回避与斯大林主义进行正面冲突、坚持并扩展自己的某些核心观点的被迫选择，[1](P86)但在客观上，他却因此置身苏联当时正在展开的现实主义问题争论之中，成为一种重要观点的主要代表，[2](PP.31-40)从而具备了遭遇中国理论界的可能性。也就在这个时候，中国左翼文化阵线开始形成，并在理论上自觉地向苏联靠拢。于是，1933年即苏联理论界开始讨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当年，中国左翼理论界就开始虔诚地输入现实主义。[3]为了更好地理解问题，左翼理论界主要从日文转译了相当数量的苏联学界的理论文献，[4](PP.322-324)卢卡奇的《左拉与现实主义》和《小说底本质》(胡风译，1936年10月、12月连载于《小说家》第1、2期)[5](PP.797-806)就是在这个大背景下被译介过来的。卢卡奇这两篇文献在当时并不引人注目，原因有二：第一，早在1933年11月，左联的党团负责人周扬就根据苏联作家协会筹备委员会书记长、“苏联最优秀的理论家之一”吉尔波丁的官方报告整理编写了一篇题为《关于“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之否定》的长文，为尚未展开的讨论定了调；第二，除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之外，左翼理论界当时的理论偶象主要是高尔基和卢那察尔斯基，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人们都不知道卢卡奇是何许人也，即使在10年后情况也差不多。(注：“关于作者卢卡契，知道的很少，只从《国际文学》的后记上知道他是匈牙利人，文学史家，文学理论家，现在苏联。近著有《十九世纪的文学理论与马克思主义》，《席勒的美学》，《历史小说》等。”(吕荧：“译者小引”，卢卡契：《叙述与描写》，吕荧译，新新出版社1944年版，第4页。))也就是说，卢卡奇在中国理论界的首次出场其实就像白天划过天际的一颗流星，并没有什么人知道他意味着什么，假如没有别的事情发生，他应当很快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但情况不久就出现了一些变化。——1940年，在间隔4年之后，文坛突然又出现了两篇卢卡奇的译文：《论新现实主义》(王春江译，《文学月报》创刊号1940年1月)和《叙述与描写》(吕荧译，《七月》1940年12月6卷1、2合刊)!原来卢卡奇这个“异端”又出事了。 1933年，卢卡奇因为纳粹上台而再次流亡苏联。他非常清楚地知道，与1930年那次不同，这次流亡或许是无限期的。为此，他一到莫斯科就在国际作家大会上做了题为《我走向马克思的道路》的发言，对自己的过去进行了违心的和卑躬屈膝的清算。[7](PP.210-215)但这决不意味着他已经真的放弃自己经历20年方才找到的马克思主义正统了，事实上，他1934年以来对现实主义文学的历史考察始终隐含着对斯大林主义正统观点的批判，[1](P100)只不过更多地因为苏联理论界本身的准备不足，这种异质性暂时没有被发觉罢了。1939年11月，也就是卢卡奇将自己前4年的一些论文结集以《论现实主义的历史》为题公开出版之后，已经反应过来的苏联理论界开始对他进行大规模清剿。结果，根据苏共中央的一项决议，卢卡奇当时的主要理论阵地《文学评论》杂志从1940年第3期开始终止出版。事后看来，苏联理论界当时并没有搞清楚他们与卢卡奇的分歧或对立所在，就发动了这场上纲上线的大批判。[8](PP.591-592)更加糟糕的是，并不知道卢卡奇是何许人也、他说了什么、又错在哪里的中国左翼理论界居然也步调一致地投入对他的讨伐中去了。这时候，一个具有独立人格和独立思想的理论家站出来为卢卡奇辩护了。他就是胡风。胡风在日本留学的时候曾受到1926～1927年间流行于日共内部的福本主义的影响，(注：20年代初，日本青年学者福本和夫(1894-1984年)大学毕业后到美、英、德、法等国留学。在德国，他结识科尔施，之后得到科尔施经常性的指导，并由此认识卢卡奇，正是在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的深刻影响下，福本和夫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福本主义。1924年秋，福本和夫返回日本，并于当年底开始为日本共产党的理论刊物《马克思主义》投稿。福本的论文让日共内部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并不高的理论家们感到震惊，于是邀请他加入编辑部任副总编。后在1926年日共的重组中，福本进入日共领导层，福本主义就此广泛流传开来。具体参见黎活仁：《卢卡契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文史哲出版社1997年版，第1-24页。)对作为福本主义的思想源头之一的卢卡奇思想具有一种亲合性，所以，较之同时代绝大多数左翼理论家，他更容易理解并认同卢卡奇。[10](PP.229-280)为此，他顶着压力，在自己主编的《七月》杂志上刊发了《叙述与描写》一文，同时不顾周扬所代表的“官方”立场，在编后记中为卢卡奇进行了辩护：“这一篇，与其说是抹杀了世界观在创作过程中的作用，毋宁说加强地指出了它的作用。问题也许不在于抹杀了世界观的作用，而是在于怎样解释世界观的作用，或者说，是在于具体地从文艺史上怎样地理解了世界观的作用罢。”[11](P696)一石激起千层浪，胡风的辩护让“(以周扬为代表的)批评家捉住了这一点，不管卢卡契的原文和我的原意，马上断定我是反对正确的世界观对创作有主导作用的”。[12](P629)卢卡奇就这样陷入胡风与周扬之间的文艺路线斗争中，成了一个具有本土性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