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在中国，在某种意义上讲，西部地区不仅是一个地理的概念，它也成了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替代词”。从近几年微观经济实践活动看，货币政策在西部地区的传导障碍颇多，其政策实施的效果被打了“折扣”。 一、对货币政策传导的路径分析 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指的是从运用货币政策到实现货币政策目标的作用过程。“货币渠道”和“信贷渠道”是中央银行货币政策两大传导途径。基于目前我国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发育不充分，实体经济的需求对金融机构的信贷依存很高，而国有商业银行在金融信贷市场中占了主导地位。因此，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传导，主要是通过商业银行信贷这条主渠道对实体经济产生影响。 一般认为，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实际分属于两个不同的领域，一个是金融领域；一个是实体经济领域。它大体包括三个主体和两个环节。三个主体是中央银行、商业银行、参与社会经济活动的经济人（企业和居民）。两个环节：一是金融领域环节。即“中央银行→商业银行”。二是实体经济领域环节，即“商业银行→社会经济人（企业和居民）”。其中，任何一个主体和环节出现问题，都会影响到货币政策的传导效率。从理论上讲，中央银行作为货币政策的制定者，可以充分运用一系列的货币政策工具，如：存款准备金政策、利率政策、信贷政策、再贴现、再贷款、公开市场业务的操作等等，发出明确的政策“信号”，对商业银行施加影响，而商业银行能够对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适时作出“灵敏”反应，实体经济也对此作出理性的应对，政策目标得以顺利实现。这是货币政策传导过程的“理想”状态。 但是，为什么在实际经济生活中，许多人总是感觉货币政策传导并不那么顺畅，货币政策预期的效果远未实现呢？为便于分析，笔者对货币政策的传导重新进行分层表述。 由此可知，货币政策传导无论是从中央银行到商业银行、再到商业银行分支机构，还是从中央银行到中央银行分支机构、再到商业银行分支机构，货币政策信贷传导的最终落脚点都是通过商业银行的分支机构，再由其通过信贷方式，将货币政策传导到实体经济，使货币政策对实体经济最终产生影响。商业银行总行虽是享有一级独立法人资格的金融企业，但它是管理为主而非经营为主。可以这样认为，货币政策对商业银行分支机构产生影响，最重要的传导途径是：中央银行→商业银行→商业银行分支机构→社会经济人（企业和居民）。这是因为，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是“条条”管理为主。央行分支机构主动性传导货币政策的辅助工具偏少，缺乏必要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对货币政策的传导往往局限在政策的贯彻、宣传、执行情况的反馈上。由于受各种因素的制约，商行分支机构往往认为央行分支机构的通过道义劝告、窗口指导等方式提出的货币政策传导是“软要求”，完成上级行“指令性”任务才是“硬指标”，对货币政策传导的缺乏足够的直接性和敏感性。也即是说，货币政策“纵向”传导效率优于“横向”传导。因此，中央银行货币政策是否能奏效与几大国有商业银行众多分支机构对货币政策的反应程度有着较大的关联性。 二、货币政策信贷传导的微观障碍 顺着以上思路，经过分析可以看出，商业银行内部信贷传导中央银行货币政策传导的主线。其传导的微观障碍集中反映在以下方面： （一）商业银行“纵向”的信贷传导方式并不畅通 自1998年以来，为治理通货紧缩，中央银行采取了取消贷款规模、大幅下调利率、下调存款准备金率、调低准备金利率、调整信贷政策和再贷款政策等多项扩张性货币政策措施。但是，随着国有银行商业化进程加快，强化了”自我保护”意识，纷纷采取了“抓大放小”的经营策略，信贷资金向大企业、优势行业、优势产业、经济发达地区集中和倾斜，几大商行承购了大量国债.用实际行动有力地支持了积极的财政政策，而对稳健的货币政策响应不足。几大国有商业银行机构虽呈”金字塔”设置，而信贷权限是“倒金字塔”式的上收，越到基层限制的因素和条件越多。在实行了严格的信贷审批制和严厉的信贷责任追究制，商行基层机构就好比被捆住了“手脚”之后，再下海参加游泳比赛，其信贷营销的主动性和能动性极度缺乏，信贷供给的“计划性”与信贷需求的“市场性”矛盾突出。基层机构信贷功能的弱化，使西部地区许多商行基层机构成了“单一的存款组织者”，一些长期“贷差”行演变为“存差”行，这固然可喜，但从另一个侧面也反映了基层机构信贷萎缩的现状。因此，不管货币政策是“紧”或“松”，在西部的许多商行基层机构始终是执行的“紧”的货币政策，大大降低了准确传导货币政策的可能性。商业银行在加强“条条”管理模式下，基层机构的信用创造功能被抑制，降低了微观货币的“乘数”效应，有意或无意地人为增加了货币政策传导的环节，货币政策的时滞拉长，力度减弱。 （二）商行分支机构与企业信贷传导渠道上有“隔阂” 在西部地区许多地方，由于经济基础薄弱、经济结构、产业结构、产品结构矛盾突出，经济在较低水平上运行，企业在低效益甚至在无效益上徘徊。国有企业经过几轮“改制、重组”之后，垮的垮、卖的卖，剩下的也为数不多，能够达到银行信用评级硬条件的更是屈指可数。在市场经济体制尚不完备的情况之下，一些地方政府仍习惯于用那只“看得见的手”发挥资源配置的作用。强势政府必然导致弱势市场，“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很难有效发挥，不可避免地降低了社会经济的运行效率。近几年，一些地方热衷于新区开发、旧城改造，大肆圈地搞各种“园区”建设，但由于受制因素较多，推动经济增长的效果并不明显。相反，对经济发展起基础性决定作用的一、二产业的问题上，关注少、投入少、发展慢，经济的稳定性和自主增长能力不足。目前，在西部相当多的地方，旧的产业、行业、企业已开始慢慢地倒下了.新的却未能尽快地站起来，可供信贷选择的机会较少，大量经济资源配置效率无法得到合理释放，使货币政策难以扩散到新的经济领域中去。从西部民营经济发展上看，由于起步晚、积累少、管理水平低、人员素质不高、技术薄弱等原因，发展缓慢。虽然，国家有关部门出台了一系列鼓励民间投资的政策，中央银行也先后下发了支持中小企业信贷、消费信贷、农业信贷等多项指导意见，但在基层真正配套的政策少，落实得更少。社会对民营经济“歧视”现象仍然客观存在，如：民间投资条件限制多、审批环节多、手续较为繁琐，“三乱”更是屡禁难止等，有效激活民间投资仍待时日。由于微观经济活力不足，“割开”了微观经济金融的链结“纽带”，金融难以顺利实现对经济的有效投入，货币政策的效果在西部地区体现不充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