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表明，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初期成为腐败的高发期，在沿海等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腐败尤为严重。90年代后期被查处的高官腐败案出现了复杂化的趋势，表现为窝案增多，受贿手法更加隐蔽，牵涉面增大，使得查处更为困难。90年代后期开始的腐败案件较少，虽然可能会受到腐败潜伏期变长等因素的影响，但还是可以看出，随着中共十五大之后加强了制度建设，开始“从源头治理腐败”，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严重腐败行为的发生。 一、与80年代相比，90年代受到司法惩处的高官数量和严重程度都大幅度增加 从纪检机关查处的情况来看，前两个阶段（1992年之前）查处的高官腐败数量要远远大于1992年之后。根据中纪委在十四大上所作的报告，仅1987—1992年受到查处的省部级官员就达110人，其中1990—1992年为79人。但是从严重的腐败案件，也就是真正受到严厉的党纪、政纪处罚，甚至被司法机关判刑的高官数量，1992年之后大幅度增加。特别是受到司法机关判刑的人数，在我们案例库所收录的64件高官腐败案件中，有31件被移交到司法机关，并依法进行了宣判，另有4件案件尚未宣判。其中1992年之前只有5人被判刑，而1992年之后达到了26人。 从涉案金额上说，90年代查处的案件与80年代相比，更是有大幅度提高。在1992年之前，在我们所统计的案例中，贪污、受贿等罪的涉案金额都没有达到10万，而1992年之后，在我们统计的37件案例中，有27件的涉案金额超过10万，其中12件超过.100万，更有4件超过1000万元；在2000年之后发现的5件案例，涉案金额都超过100万。此外，查处腐败案件所直接挽回的经济损失也在迅速增加。这突出反映了90年代，特别是90年代后期查处的一些案件的严重程度远远超过了以往。 二、80年代末期和90年代初期成为腐败的高发期 在发案年份可以统计的54个样本中，有43件的开始作案时间在1988—1995年之间，成为腐败的多发期。这表明，尽管1989年《两高通告》宣示了中央严厉惩处腐败行为的决心，但是在这前后的相当一段长时间内，仍然是腐败的高发期。由此说明，只是加大打击腐败的力度，而没有同时铲除滋生腐败的土壤，并不能有效地达到减少腐败行为的目的。 三、80年代国家部委的腐败现象比较严重，90年代沿海地区成为腐败高发带 我们的统计发现，在1992年之前，国家部委的腐败要案所占比重较高；90年代初期有所减少，但90年代中期开始又有显著增加。 进一步研究发现，这两个时期国家部委官员腐败行为的特点有所差异。在1992年之前主要是在自身体系内部腐败，特别是通过政府部门经商的方式涉足经济领域，利用审批权力谋取利益。在中央要求党政机关所属经济实体和管理的直属企业脱钩之后，这种腐败现象在逐渐减少。但是，1992年之后，又有一种新的腐败形式在国家部委中出现，就是高官与一些地方性的企业勾结在一起，利用手中掌握的行政权力，为这些企业谋取利益。如果说前一种腐败类型还是以单位腐败为主的话，后一种腐败基本上是这些政府官员个人的行为，自身直接从中获利。值得注意的是，在所有我们统计的高官腐败案件中，其中有6起与金融部门有关，还有4起与企业股票上市有关，这些案件涉案金额都非常庞大，这突现了作为一个重要的经济部门，中国的金融监管在90年代初、中期有很多的漏洞。从地域分布来看，改革开放之后，沿海地区高官腐败的发案率稍高于内陆地区，但平均案值明显高于内陆地区。在我们所统计的64起高官腐败案件中，北京最多，为7起，其中3起为中央直属的国有企业负责人；海南在沿海地区是最多的，为4起，广西、河北其次，为3起，广东、福建各2起，浙江、辽宁各1起，而江苏、上海、山东、天津等地1980年之后尚没有发现高宫腐败案；就内地而言，江西、安徽、湖北、贵州、云南、重庆、青海、新疆各2起，湖南、四川、甘肃、宁夏各1起。相比较而言，沿海地区发案率稍高于内陆地区。但从案值来说，沿海和北京、云南等经济较为发达省份高官腐败的涉案金额明显高于内陆省份。 四、腐败窝案、串案在增多 早在1989年被发现的铁道部副部长罗云光的受贿案就因涉案人员人数之广、层次之高而在全国引起了很大震动。自那以后，全国纪检机关陆续揭露出了一批新的腐败窝案、串案，仅涉及省部级的就有多起，包括因“无锡新兴公司非法集资案”而浮出水面的王宝森、陈希同贪污、挪用案，因“康赛案”。而被揭露的吴文英、徐鹏航受贿案等。远华案更是涉及广泛，仅省部级官员就有2名。 此外，一些地方政府出现的窝案更是令人担忧。早在1996年，原泰安中共市委书记胡建学（正厅级）因受贿61万元被判死缓，此案涉及原泰安市委副书记、市委秘书长、副市长、公安局长等6人，当时受到了广泛关注。此后又发现了多起地方主要党政领导集体腐败的窝案。最近的一起就是2000年侦破的“慕马案”，涉及副省级干部1名，副厅级4名，正处级11名，县处级7名，非法所得2亿多元人民币。此外，海南、广西等地也出现了腐败窝案。成克杰受到查处之后，广西一大批从玉林地区走出来的干部都腐败“东窗事发”，仅省部级就有徐炳松、李思潮两人受到查处。腐败窝案的出现往往是“一把手腐败”的结果，一旦一个地区的“一把手”有腐败行为，有可能整个领导斑子都会受到腐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