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沟通体制与多元利益群体利益表达

      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中国已经初步形成了一个多元利益群体并存的格局。不同的利益群体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各方面具有不同的利益诉求，如何在制度上规范这些诉求以保证诉求的合理性、诉求实现的可能性，是摆在政治学者、社会学者和经济学者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本文从信息系统角度来论述该问题。

      一、信息系统的基本模型和一般过程

      欧文·拉兹洛构造了一个最简单的系统模型（见右图模型1）。在该模型中，E为噪声源，提供可以分析出稳定信息的噪声；P为输入部分，接收E提供的噪声，同时排除其他成分；C则为控制-编码中心，将由P传过来的噪声进行整理、编码；R为输出部分，将编码后的噪声，即信息传送出去。由R发出的信息再回到E，信息就完成了E→P→C→R→E流动过程。信息回到E之后，再不断地重复原先的过程，这就形成了一个持续不断的信息流。（注：〔美〕欧文·拉兹洛著，李创同译：《系统、结构和经验》，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版，第10-11页。）

      在拉兹洛的信息模型中，P和R是作为两个实际组成部分存在的，它们可以是信息的输入输出过程，也可以是输入输出的部件。为了方便理解，可以将P和R只理解为输入和输出过程，这样就可以进一步简化模型，形成模型2（见右图）。模型2由信息的发出者（E）和信息的接收者（C）两个元素、信息输入（P）输出（R）两个过程共同构成。

      依据模型2，公众与政府之间的政治沟通的最简化形式可以表示为右图（模型3）。

      

      在模型3中，社会成员就是信息的发出源，政府既是信息的接收者也是信息的反馈者。一个完整的政治沟通过程，包含两个在信息传达路径上相互重叠的过程：一是作为信息输入的自下而上的利益表达过程，二是作为信息输出（反馈）的自上而下的指令传达过程。利益表达过程是社会成员依据自身的利益表达自己的意见，并将该意见传达到政府的过程，意见传达的制度化路径则称之为利益表达机制；指令传达过程是指政府依据自身对民意的了解，向社会成员传达法律、政策或措施的过程，指令传达的制度化路径称之为指令传达机制。

      一般而言，利益表达过程和指令传达过程是相互统一的。利益表达的目的是为了得到适当的指令传达，指令传达则必须以利益表达为基础的；利益表达的充分性是指令正确性的首要保证，利益表达机制也是指令传达机制的合法性来源。在实际的运作中，指令传达过程经常出现与利益表达过程相分离的现象。需要分类考虑这些分离现象：第一种分离现象是正常的，指的是针对独特、突发的事件，政府可以依据一些基本原则独立做出自己的决定，无需过多地借鉴民意；第二种现象是非法的，政府几乎纯粹依据狭窄的部门利益发出指令，而漠视民意的存在，或者依据自己手中掌握的公共权力，人为地制造“民意”；最后一种现象介于两者之间，是由于利益表达机制的不完善，政府只能在信息不充分的情况下做出决定，导致决策错误概率增大，或者决策被少数强势群体所左右。第三种现象的表现形式与第二种现象相近，都表现为政府做出错误的决策，但在本质上两者是有区别的，第二种现象属于政府主观犯错，第三种现象是由于信息不充分造成的。另外，这两种出错情况，都可以通过沟通系统的结构性变化——增加沟通中介，予以部分抵消。

      二、沟通中介的两个基本功能

      美国著名社会学家保尔·拉扎斯菲尔德，通过对美国政治沟通体制的研究，提出了“两步流程理论”。两步流程理论认为，民众表达意愿不是直接向政府直接提出自己的要求，而是通过舆论领袖间接表达，所谓的舆论领袖大多是在社会中有名望的公民，它们或者是各级议会议员，或者是各种社会团体的负责人。两步流程理论揭示了一个道理，政府与民众之间需要一个沟通中介作为政府和社会成员的信息中转站。（注：孔德元：《政治社会学导论》，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12页-113页。）在政府与社会成员之间加入一个沟通中介之后，模型3可以演化为模型4（见右图）。

      

      其实，模型4忽略了许多复杂的沟通过程，只是一个为了分析特定问题所作的两环节简化沟通模式。在环节1中，沟通中介面对社会成员，是噪音（分散的信息）的接收者；在环节2中，沟通中介面对政府，是信息（整理后的信息）的发出者。沟通中介具有多重功能，在这里通过比较模型3和模型4，我主要介绍它的两个基本功能：信息整合功能和分散权力功能。

      1.信息整合

      在模型3中，政府直接面对民众，这似乎非常符合直接民主的原则，也许它应该是政治体制的最佳模式。但是，实际上，依据该单环节模型建立的政治体制存在诸多无法克服的弊病，这样的系统除了导致社会的功能紊乱之外，别无他用。

      单环节沟通体制首先会导致利益表达机制被破坏，进而促使政府与社会成员之间关系出现脱节。这是因为，政府面对的社会成员不是集合的个体，而是分散的个体。也就是说，一个社会成员即为一个信息发送点，政府面对的是分散的、无穷的信息发送点，假设每个公民都将他的意见直接传递到政府部门，政府根本就没有能力接收这么大量的信息，即使能够接收，也无法短期对其进行分类和归纳。因此，单环节的沟通模式，要想得到实现，必须建立在两个条件之上：一是高昂的信息处理成本；二是极为缓慢的信息反馈。在现实中，前者是政府无法承担的，后者是公众无法忍受的。在不满足这两个条件的情况下，依据单环节沟通模式所建立的政府与社会成员间的信息链实际上遭到了破坏，两者间的关系出现了结构性的缺位。

      当政府与社会成员之间不存在正常的沟通渠道时，社会成员便会通过非正式的渠道表达各自的童见。不同阶层的成员表达的方式会有所不同的。中上阶层会通过与政府官员建立私人关系为自己谋取利益。私人关系的建立主要通过金钱和情感两种媒介实现，而不论是以哪种媒介为主导，这一非正式沟通关系不可避免地会带来腐败现象。相对于中上层阶层，中下层的利益诉求声音是微弱的，因为他们没有足够的金钱，也没有足够的际遇可以结交到处于上层、具有决策权力的政府官员，他们的声音很容易被中上层阶层的声音所淹没。这使得他们在社会利益分配中处于弱势地位，利益受到侵害是不可避免的。当他们感到自己的利益受到严重侵害，并且不能通过合法渠道实现公正时，倾向于采取极端的方式，或是采用暴力、示威、上访等行动（注：示威、上访等合法行为，在类似单环节沟通模式的社会中，经常是被视为极端的。），希望以此引起重视；或是采取自虐手段以获取有限公众对自己的同情；还有一种极端方式就是保持沉默，将危机暂时潜藏起来，在合适的时候，它会以更强烈的形式爆发出来。一般来说，在一个没有正常表达渠道的社会中，这些行动都会对社会稳定构成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