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实现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全面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关键在农村。虽然农民收入在2002年继续保持恢复性的增长，但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城乡在社会福利方面的差距则更大，对农村形势不能过于乐观。 一、三大制约因素 经济全球化，在一定程度上讲，意味着资源在全球的重新配置，但在这一进程中，中国农业和农村发展的三大主要资源（劳动力、土地和资本）的利用都受到制约，尚不能实现优化配置，从而直接阻碍农业和农村经济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如果把资源利用的制约因素分析清楚，也就找到了解决问题的途径。 （一）劳动力供给总量过剩，农村劳动力的结构性失业问题日益突出 1.近乎无限供给的、价格极低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非熟练工人）难以转移。中国现有农村劳动力近4.8亿人，按照不同的计算口径和计算方法，中国农村仍有1.1亿到近2亿处于隐蔽性失业或不充分就业状况的剩余劳动力。《“十五”计划纲要》提出，五年间要从农村转移出4000万剩余劳动力，实现这一目标显然难度很大。在城乡劳动力的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的既定条件下，中国现在进行的结构调整导致的主要不是周期性或摩擦性失业，而是结构性失业，即现有城乡劳动力的数量和质量不适应产业结构升级和新兴产业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相对于庞大的仅能从事简单劳动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后备军来说，大中城市为从事简单劳动的农村劳动力提供的就业机会仍是极为有限的。低工资使大部分农民工无法支付在大城市的定居成本。在户籍制度放开后，用按需引进代替数量控制，用有条件准入代替计划指标，在各种约束条件下，农村劳动力及其家庭进入大中城市就业和定居的机会仍然有限，不会因为户籍制度的改革出现根本性的变化。农民进城打工，绝大多数是流动性的，实现不了人口迁移和定居，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与城市居民仍有较大差距，还不是真正的城市化。 2.农村教育出现危机，农村劳动力的素质难以提高。农村劳动力转移不出去，农业劳动力的生产率就无法提高，收入也就无法增加。但是，要想使农村的数以千万计的剩余劳动力获取农业以外的就业机会，关键是通过教育培训提高劳动力的文化素质，提升人力资本的质量。但是，农村现在的中小学教育正面临危机。农村中小学教师的工资和“普九”达标等问题使县乡财政不堪重负，而另一个严重的问题则是农民子女受教育的成本越来越高。 3.医疗保健方面城乡差距拉大。占总人口30％的城市人口享有80％的卫生资源配置，占总人口70％的农村人口只享有20％的卫生资源配置，87％的农民是完全靠自费医疗的。在税费改革试点地区，农村公共卫生医疗服务和预防保健工作的困难增多。 4.人力资本的质量难以提升造成农村劳动力资源无法充分利用。目前，我国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已经遭遇到了素质门槛。近些年来出现一种极为矛盾的现象：一方面，要解决结构性失业问题，使劳动力的供给符合劳动力市场对劳动力的需求，则要提升农村人力资本的质量，改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素质；但另一方面，农民子女受教育的成本越来越高，教育费用在农民消费支出中的比例越来越大，农民对子女受教育后的预期越来越差，最终是农民感到子女受教育不划算，直接影响农民子女素质的提高。类似的问题也发生在公共医疗卫生、社会福利等领域，现行的收入再分配体制没有为农民及其子女提供与社会其他人士公平竞争的一个平等的起点，这就造成子农村劳动力的人力资本难以提升，就业机会难以获得，中国劳动力资源丰富的优势难以充分利用。这种状况不仅影响新阶段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农村经济的发展，而且制约了农村劳动力向非农部门的转移。 （二）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缺陷造成了农民利益的流失 除了丰富、廉价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资源之外，中国另一个优势是廉价的农村土地。在现行的农村土地制度的框架内，国内外工商资本和金融资本可以交易成本较低的方式获取廉价的农村土地资源，在将农用地转为非农用地之后，获取超额利润。据有关部门粗略估计，改革开放以来国家通过土地征用从农村转移出的土地资产收益超过2万亿元，而这与我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缺陷密切相关。前一阶段各地出现的借农业产业化经营和土地流转，侵犯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现象，根源有两方面：法律的缺陷为乡镇政府、村领导的侵权提供依据；以土地为唯一保障手段导致的社区成员权使得总有一部分人有变更土地承包权的需求。《农村土地承包法》无疑将起到保护农民权益的作用，但这样一来，乡镇政府和村社区领导人支配土地资源和对外交易土地资源的权力就受到限制，工商资本和金融资本要想获得农村土地，就必须直接与千家万户的小农打交道，交易成本无疑要大增，廉价土地资源的优势在很大程度上会丧失，相当一部分基层干部和村领导人对该法持有异议，法律的执行也会遇到阻力。在维护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方面，问题还远未解决。 （三）农村劳动力很难和资本结合 农村的土地资源和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如果不与资本相结合，就无法创造出财富，但资本在农村越来越成为一种稀缺的要素，直接制约农村经济的发展。 1.农村信贷政策不利于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农业和乡镇企业从国家银行系统获得贷款额度在最高的年份也没有达到17％，而且从1995年以来一直呈下降趋势。这种状况与农业的基础地位不相称，也与农村各产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份额不相适宜。在20世纪90年代的大多数年份中，农村地区的产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基本上一直保持半壁江山的地位，但其获取的国家银行系统的金融资源却不到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