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不能取代上层建筑的反作用 马克思、恩格斯在肯定经济基础决定性作用的同时，从来也没有否认过也从来没有轻视过上层建筑的巨大反作用，特别是在他们的晚年更是如此。然而，曾经有段时间，无论是意识形态宣传部门还是政治理论界都无一例外地把侧重点放在突出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上，有意或无意地淡化了上层建筑的反作用，对这一领域改革与建设的必要性、紧迫性强调得不足。曾几何时，经常会出现这样的一些错误表述：根据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中国现在的经济尚不发达，交通不便利，教育文化水平还不高，广大老百姓头脑中封建余毒尚未肃清，所以，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要慢慢来，民主法制水平的提高只能寄希望于经济发展、社会富足以后的将来。 回头来看，近些年国内民主实践，是从经济相对落后、民众素质不高的农村地区开始的，村民自治和“海选”尽管还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但却成为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一个亮点，得到国际国内学者的肯定，受到广大农民的欢迎。反观那些经济基础好、交通便利、教育文化比较发达，所谓“现代意识”比较浓厚的城市地区，无论基层民主还是单位民主都不尽人意。甚至在一些大学、科研机构，不少领导和群众还喝过洋墨水、吃过洋面包，谈起民主理论来头头是道，但做起来却往往又是另外一回事。 过分强调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实际上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简单化、庸俗化，一些人对之采取断章取义的态度，对那些有利于个人独断专行的就强调，不利的就一笔带过乃至一笔勾销。这种提法也容易在社会上形成民主政治缓建的论调，以条件不成熟为借口推延政治体制改革。 2.民主的个性不能取代、抹杀民主的共性 多年以来，我们一直在宣传民主的具体性、历史性，在某种程度上忽略了我们的民主制度和世界其他地方的民主的共同之处，似乎谈民主的共性就是在谈“抽象民主”，而世界上不存在“抽象民主”。 在民主共性与个性关系问题上所持的立场直接决定了我们对待西方民主的态度，正是由于我们要和西方民主保持距离、划清界限，所以才要更多地突出中国民主的个性差异。但如果处理不好，很容易在批判“右”的东西的时候为“左”的东西、为封建专制主义流毒提供保护伞。要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积极吸收和借鉴人类政治领域的有益的成果，实事求是地肯定西方民主的一些历史进步意义，实事求是地看待社会主义民主和资本主义民主的历史联系，适当承认人类民主的共性，显得非常必要。 民主是人类共同的财富，它和公有制结合，从而具备了社会主义特点，为人民得到更真实的民主奠定了物质基础；社会主义民主在东方又和中国历史文化、民族心理结合在一起，从而具备了中国特点。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既然属于民主的大范畴，它就需要充分体现民主的共同价值，而且还应以开放、自信的心态吸收借鉴一切有益的东西，把民主的本质体现得更好更充分。不能因为西方民主的目的性而排斥其工具性，也不能因为西方民主局限和不完美而贬低它的有效性。道理很简单，既然西方民主制度中的某些做法在维护资产阶级统治方面是有效的，为什么不为我所用，来很好地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呢？ 过分强调民主的特殊性，等于把人类实践中有价值的政治经验拱手让给了资本主义，正如我们在相当长时期里曾经把市场经济让给他们一样。这样做更大的危害在于，某些人可以借口特殊性，而把我们政治生活中的陈腐、落后的东西作为“个性”保留下来，以阻碍社会主义政治进一步走向文明。 3.“高质”民主不能替代民主的“低量”状态 和资本主义民主相比，社会主义民主在社会基础、发展前途等方面具有无法比拟的优势，可以说是一种“高质民主”。这种高质民主体现在国体上，也体现在基本的政治原则、宏观的政治制度层面上，即社会主义的国体和基本政治制度是适合于社会主义性质的，在相当广泛的程度上能够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但在量的规定性方面，在民主各种具体制度的完备性、规范程度等方面，社会主义民主与理论上设想的理想状态相比，还有相当大的差距。这种情况可叫做社会主义民主“低度的量”。 但在宣传、解释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优越性的时候，我们始终局限于从纯理论的角度来论证，用理想替代现实，没有勇敢地正视社会主义在量上发展的不足，在较长时期内也没有集中精力来解决这方面的问题。因此或多或少地给人们造成了这样的感觉：社会主义民主的理想和现实、理论和实际的反差较大。 社会主义民主“高质低量”状态要求我们必须通过政治体制改革，紧紧围绕法制、体制和机制的建设与完善，花大力气兴利除弊，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程序化和规则化，把社会主义民主的优势不断释放出来，使之落到实处，让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没有“量”的不断积累，社会主义民主的“质”也终将受到影响，宣传社会主义民主优越性的言论的说服力也将被打折扣。 4.技术性改革不能等于结构性改革和治理理念的根本转变 为了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扩大社会主义民主，过去20多年特别是最近几年，实际工作部门也不断在推出改革新举措，如法院把大盖帽换成了黑袍，以前不用“法锤”现在开始用了，据说是为了适应中国加入WTO的形势，要与国际惯例接轨。行政机关也推出了“首问制”、“执法告知制”，在内部实行了竞争上岗，开设了“政务超市”，推行了电子政务，改革了行政审批制度，越来越多的公务员送到了国外去学习、进修、考察，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