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加入WTO以后，农业面临着许多新问题、新情况，我们要适应以市场为导向，以规则为基础的世界秩序。面对国际国内的绿色壁垒、技术壁垒，传统的模式不灵了，新的方式和体制又需要我们去探索和创新。面对庞大的农民群体，面对相对落后的农村经济，我们必须进行严肃的现实的思考。 农民是农业的主体，农民是农村的主人。农民问题的关键是农民增收致富，获得物质文化生活的不断提高。也只有如此，才能从根本上保持农村的稳定，加快农业产业的提升，促进农村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 从浅层来说，农民问题是指农民收入低，农产品相对过剩，价格低迷；农民负担重；农村剩余劳动力多；农民社会流动带来种种社会问题等，这是农民贫困的直接原因。 从较深层来说，农民问题是中国农民太多，农民占总人口的比重过大。据《中国统计年鉴》数字，1997年底，中国乡村总人口为 8．6637亿，占全国总人口12．36亿的 70．08％(1978年这个比重为82．08％)。 1997年乡村劳动力4．5962亿人，其中从事农林牧渔业的3．24349亿人，占农村劳动力的比重为70．57％。而发达国家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比重(1991年数字)：美国 2．2％；英国1．9％；法国5．0％；加拿大 3．1％；日本6．1％。清华大学教授秦晖说过一段非常令人深思的话：“我们常以世界耕地的7％养活了世界人口的21％而自豪，却很少提到另一面；以世界上40％的农民仅仅‘养活’世界上7％的‘非农民’”。由于非农产业的人口比重太小，购买农产品价值就小，而参与这部分总价值分配的人太多。这是农民贫困的主要原因。 从更广泛的意义来说，农民问题是农民的社会地位问题。建国以来，中国接受了列宁“两个部类关系”的理论，把重工业放在优先发展的地位，农民承担了工业化的成本(国家通过工农业产品“剪刀差”从农村拿走 4500—7000亿元的财富)。但在享受工业化成果的盛宴时，却没有农民的席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不包括农民，“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也不保障种地的农民。这是体制的问题，也是历史问题，是农民贫困的重要原因。 显然，农民问题不是几年就可以解决的，农民的科技文化素质不是短时间内就能迅速提高的。这需要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需要观念的逐步创新和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 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幅员辽阔的农业大国，生产力发展极不平衡，工业化、城市化水平不高，农民的科技文化素质相对较低，即使进城入镇，多数也只能干些体力劳动，庞大的农民群体也不是短期内能从根本上减少的，这也是不能超越我们经济发展阶段所能解决的，我们还得把目光放在广大的农村，把着眼点放在农民休养生息的土地上。 曾几何时，“农民”成了愚昧与落后的代名词，但凡有一线希望人们也不愿从事这一职业。人们戏称农业为“三口百会”(口粮农业、口号农业、口头农业，一年开一百多次会议)，即是指农业方面的文件多、会议多、口号多、实际有效措施少。农业说起来重要，做起来不重要。现实情况就是这样?农民生活水平低，生活质量差，很长一个时期，大米白面是农民的奢移品，逢年过节才能捞到点“油水”。 我们曾大声疾呼：农业是个弱质产业，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全社会都要高度重视农业。先贤们如是说：“圣人之德惟在善政，善政之要惟在养民，养民之政必先务农，农者天下之大本。”改革开放以来，接连几年，每年中共中央的第一号文件都是关于农村的，每年中央的第一次会议都是讨论农村工作。20世纪中国初次重大社会变革都是从农村开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农村包围城市”。我们有着深厚的“农民情结”，中国的政治家、学者以及其一切关心中国命运的人们之所以重视农民问题，是因为中国农民占总人口的比重最大，也因为长期以来中国是农业大国。农民的命运是与我们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连在一起的。重视和解决农民问题也是我们落实“三个代表”要求的必然选择。 建国以来，农业至少有三次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一次是1959年以后的三年困难时期；另一次是1978年始发于农村的改革；第三次则是近几年由于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农村市场乏力，直接影响了启动内需和中国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 为此，我们曾做出了不懈的努力，提出要进行农业结构的战略调整，积极推进农业产业化。曾几何时，我们以为找到了一条农业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结合的道路——公司 +农户。但面对庞大的农民群体和广阔的土地，其局限性马上凸现出来：农业成本仍居高不下，机械化、标准化推不开，“公司”的小、少，再加上“农户”的低素质、急功近利，难以适应市场化、国际化的需求。在这里，“公司”显得太渺小、太苍白了。 我们梦寐以求农业这一产业大起来，强起来。但一个产业的掘起，必须要有人才、资本、市场、信息诸要素的聚集整合。只依靠妇女、儿童和老人这样一个弱质群体去经营一个弱质产业，是难以实现农业何振兴的。 聚焦农民问题，我们最终还是要把焦点落在土地制度问题上。纵观英、美、法、德、日五国的工业化进程，无一不是以彻底改革土地制度为突破口的。以美国为例，美国独立后，政府把新获得的西部土地一律宣布为国有，由政府出售给移民。1985年第一个土地法令规定，西部土地最低按640英亩地段出售，每亩售价1美元。1841年，政府颁布了垦地权条例，正式承认自行占地进行开垦的农民有购买其占用的土地的优先权。这样在南部以外的广大地区，迅速发展起自耕农经济和商业性的农场制度。这就是农业资本主义发展中的“美国式道路。”1800—1860年，农业总产值增长5倍以上。1863年颁布《奴隶解放令》废除奴隶制。到19世纪末，耕地面积增长了1倍。由于重视农业科技和农业机械化，农场主的生产效率大大提高。发达的农业不仅为工业提供了充足的粮食和原料，而且还为轻工业和重工业开辟了广阔的市场，成为美国工业的雄厚基础。1820年，美国有95％的人口居住在农村，1860年，已有近1／5的人口为城市居民。1890年，美国工业产值首次超过农业产值；1900年，美国工业产值是农业产值的两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