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入WTO在给中国的发展带来动力和机遇的同时，也给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形成了强大的外部压力。对中国而言，压力最大的不是企业，而是政府。“入世”带来的强大“外逼机制”，将会对政府的公共决策机制形成前所未有的挑战。只有清醒地认识到这些挑战，才能及早地拿出应对措施，更好地发挥公共决策作为行政管理活动中心环节的重要作用。 一、“入世”后，公共决策机制面对的问题更加错综复杂 经过2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较之以前更多地接触和参与了国际市场的竞争，了解了国际经济交往的“游戏规则”，也具备了一定解决国际争端的经验和能力，但是由于我国整体尚处于转轨时期，市场并未完全放开，很大程度仍然“以我为主”，没有完全与国际惯例接轨。加入WTO后，随着市场的进一步开放，对遵循“游戏规则”的要求更加严格，政府决策将面临许多新的情况。这些情况常常交织在一起，有的甚至相互对立，在带来发展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使得公共决策所要解决的问题更加错综复杂。 1、市场的进一步开放使公共决策面临严峻的挑战。 加入WTO，意味着中国要更大程度地向国际市场开放，包括已开放市场开放程度的进一步提高和原来受保护领域的开放，这将给公共决策带来严峻的挑战，尤其是后者的影响更加明显。我国长期处于垄断状态的金融、保险、电信、商贸、旅游等服务性行业将全面开放，给予所有企业以公平待遇。而服务产生是比较特殊的行业，服务贸易是无形和不可储存的，市场进入程度几乎无法计量，更为重要的是许多服务业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国家经济命脉，与国家主权和安全密切相关，如电信产业的开放就涉及到国家信息安全，金融业开放则影响到国家实施宏观经济调控的能力。一旦被外国资本控制了这些领域，就会影响到我国经济基础的巩固，进而影响国家的主权和独立自主。这就使公共决策者要面对更为复杂的情况：首先，新市场的开放需要建立相应的新规则，在市场准入、市场秩序的维护等方面都必须有相关法律、法规加以规范。同时，由于新开放的领域多涉及到国家的主权和安全，而政府又不再能够使用行政强制手段对其加以保护，因此，如何在遵照国家上位法的基础上，充分利用WTO规则，建立完善各项制度，尽早实现市场的有序运行，处理好市场开放与维护国家安全的关系，是公共决策面临的最主要课题之一。此外，市场的进一步开放使得国内市场为主的竞争转变为国际市场为主的竞争，竞争的环境更加复杂多变，程度更加激烈和残酷。因此，在失去保护措施的前提下，如何在过渡期内，发挥自身已有优势，进一步挖掘潜力，创造新的优势，运用政策手段和WTO的例外和保护条款，扶持和引导国有企业的发展，推动民营企业的发展，形成合力以增强民族产业尤其是幼稚产业的实力和抗冲击力，提升国际竞争力，巩固国家经济基础的稳定是公共决策面临的又一严峻挑战。 2、WTO规则体系与我国现有法律法规之间的不适应性将给公共决策带来冲击。 WTO法律体系对成员国的约束具有强制性，如果成员国的法律法规与WTO规则发生抵触，其结果或者是有关成员国违反WTO法律体系框架中的原则和规则，从而承担国际责任；或者是强行执行WTO法律体系框架中的原则和规则，从而形成对国内体制的冲击，危及国内利益。改革开放20年来，我国为适应参与国际市场的需要已经制定修改了一系列的法规、条例，也已初步形成了一套符合国际惯例规则体系，在国际经济交往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总体而言，我国的法律法规仍强调“中国特色”，一方面许多现行法律仍带有计划体制的色彩，其立法原则，法律条款和诉讼程序与WTO全体成员公认的协议、协定是不相适应的；另一方面，立法工作仍存在许多“空白区”，在服务贸易、处理商贸纠纷等领域，与国际经济贸易交往关系紧密的《反垄断法》、《反倾销法》、《保障措施法》等法律法规尚未出台。这样，其他国家就可以利用规则上的不规范对我国提起诉讼，引起不必要争端，而我国又缺乏相应的法规进行有效的应对，造成国家利益的不必要损失。而且，这还会给国内外不法分子以可乘之机，从事违法犯罪活动，扰乱正常的市场秩序，并加大惩处的难度。因此，如何在不违背国家大法和不损害国家主权的前提下，加快立法工作进程及对现有法律的清理，修改与完善，尽早融入WTO法律体系，减少各种不规范行为，避免不必要争端，从而有效应对来自各方面的挑战，维护市场的良性运行和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是政府决策必须关注的问题。 3、“入世”后，社会稳定的维护使公共决策面临巨大压力。 市场的进一步开放，WTO规则的引入，必将引起社会的震动，给社会稳定带来新的问题，突出表现在：一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更加复杂。加入WTO后，伴随着国外的物质商品的大量涌入，西方影视及其它文化制品也将成倍进入国内市场，隐蔽其内的西方价值观对人们思想观念的冲击必然不断加强，纯粹的理论说教已很难起到明显的效果。如何加快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引导协调多元化的思想以及由此引起的多元化利益，避免意识形态领域出现大的波动，维护社会稳定是决策者面临的压力之一。二是就业压力增大。“入世”后，国外产品和企业的涌入必将抢占一部分由国有企业和民族产业占据的市场份额，“优胜劣汰”的市场规则迫使一些缺少了政府保护且竞争力低下的企业退出市场，下岗职工的人数也相应有所增长。此外，农产品市场的开放，国外农产品的冲击将使得农村在未来四十年预计每年新增剩余劳力1000万人，大量民工也将涌向城市和开放地区。这些都使得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多。因此，如何进一步拓宽就业渠道，正确引导再就业，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维护社会稳定是“入世”给政府提出的又一重大课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