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讨论跨国研究的某些用途与二难困境。我认为，对于证实从一国研究所获结果的普遍性和解释的有效性，跨国研究是有价值的，甚至是必不可少的。我们无法以别的方式确定我们所认为的社会结构规则性的东西不仅仅是特殊的，不只是某一组有限的历史或文化或政治环境的产物。我还认为，对于迫使我们修正我们的解释，以便重视一国研究中从未能够揭示的跨国差异和石一致性而言，跨国研究同样是有价值的，或许甚至是更有价值的。 我的论点是，跨国研究为产生、检验和进一步发展社会学理论提供了尤为有用的方法。与任何研究策略一样，跨国研究的形成付出了高昂的代价。这种代价既表现在时间上又反映于资金上，做这种研究是困难的，它所引起的需要解释的难题，似乎往往多于它所解决的问题。不过，该研究的潜力是无法估价的，依本人判断，总体而言很少被利用。这几乎不是全新的论点。正如S.罗坎（Stein Rokkan）（1964）很早以前所指出的那样，做跨国研究必须返回到社会学鼻祖们的优选分析策略，该第略因追求方法论的严密性在社会学中几乎被放弃，但现在由于获得了更强有力方法论工具而能够为人们所重新追求（注：类似地就美国来说，Armer和Grimshaw（1973，pp，xi-xii）指出，美国社会学学会若干早期的会长，尤其是William Graham Sumner、W.I.Thomas、E.A.Ross和Robert E.Park“对其它社会的比较研究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在30年代与50年代之间，这些关注对于美国社会学家来说似乎是边缘的；在此他们再次把美国社会学学会的会长们用作他们的指标，其表明，就1931年至1950年的20位会长而言，没有一个人主要或实质上是以（跨国）比较工作而知名的。撇开把美国社会学学会会长的兴趣用作美国社会学实际关注之事的指标的有效性这一明显的问题，我同意他们的概括，他们的解释引起了我的兴趣。他们把30和40年代美国社会学“向地方观念的转变”看作是对科学地位、资源减少、直接的社会问题（大萧条之初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那时美国社会的政治孤立主义的关心综合造成的。从1973年高点上，Armer和Grimshaw看到了60年代产生的跨国研究的强有力的复兴。William Evan（1975）也是如此，并且不仅仅在美国。在迷人的分析中，Evan用文献证明了跨国合作和社会学“国际化”的成长，证实了国际社会学协会在这一进程中的重要作用。）。 合理地讨论跨国研究的应用和二难困境，要求我首先界定该研究的范围和描述其主要类型。然后，通过细查我最了解的跨国研究的主要部分，说明该研究某些应用和困境，也就是说，我自己的基本看法同于W·佛姆（William Form 1979）有说服力的观察报告：“大概没有什么领域比跨国比较社会学在具有较少结果的较少数据基础上产生了更多的方法论劝告。”用我的研究作为说明之源，使具体讨论这个问题成为可能。我详细地回顾这项研究，以突现其得失，为其自身的缘故，我所关心的只是部分地涉及研究的实质。我还想从这个具体的例子进行推断，以便做某些更一般的观察。最后，我讨论有关跨国研究实施的某些基本问题。在这样做的过程中，我引入了这样一些研究，其涉及的实质问题与我在自己的研究中所阐述的问题相当不同，而且应用了十分不同的方法，目的在于看一看我的结论是否也适用于更广泛的研究范围。 跨国研究的类型 跨国研究最广泛的可能的界定是指任何一种超越国界的研究。不过，该界定多少有些含意不清，因为许多有关单一社会的研究在以下意义上讲也含蓄地具有跨国性：这些研究者通过把从其实际研究的国家获知的东西与某些其它国家已知的或被认为是真实的东西加以比较来解释他们的研究结果。我宁愿把跨国的这一术语限制在明确比较的研究上，也就是说，该研究系统地利用来自两国或多国可比较的数据。 在把该术语限于明确的比较研究之时，我并不意味着轻视仅仅带有含蓄性比较的研究的重要性。这样的研究为我们的理解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例如，请看一看以A.de.托克维尔《美国的民主》为开端，外国观察者对美国社会的一系列著名的研究吧。而且也考虑一下对某一国家的挑选特别适合验证一般性主张的研究吧——如KeHey和Klein（1981）用1952年玻利维亚的革命验证他们的理论：“激进的革命”不可避免地导致不平等的增加，或Chirot和Ragin（1975）以罗马尼亚农民1907年起义验证有关农民起义强度的竞争性解释。最后，再考虑考虑这样一些关键的研究吧，在该研究中，某一国家或国家的地区之所以为研究所选中，恰恰因为它举例说明了更为一般的社会现象。在这方面，Stephen Bunker（1985）的《低度发展的亚马逊》便是一个特别好的例子。我不关注这种研究，并非因其不重要，而是由于把它纳入我的视界之内会使“跨国的”范围如此广大如此模糊不清，以致除了那种一心一意聚焦于某一特殊国家的研究外，很难说出什么不是跨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