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出现的新科技革命是人类进入知识经济时代的巨大源动力。对于发达国家来说，知识经济是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而对于处于工业化进程中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则是机遇与挑战并存。如何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实现发展，是每个国家共同面临的重大问题。这其中，政府的行为选择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公共产品理论：知识经济中政府作用的经济学解释 当代世界经济发展的现实充分证明了知识对经济发展的重要促进作用，但我们不能忽视，知识本身的生产和维持是需要付出很大成本的。市场经济体制下知识是一种特殊商品，其生产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新知识的创造和发明，即科学研究工作；二是已有知识的储备和传播，即教育工作。在这个过程中，知识明显表现出公共产品的性质和特征。按照经济学的一般原理，公共产品不可能全部交由私人生产，应由政府提供，因此，知识经济时代政府的职能主要是通过参与经济资源的分配，为知识生产和发展创造基础条件或直接支付所需成本，同时对知识的传播、消费进行必要的引导。 第一，知识产业投资成本大、生产周期长，具有相当的风险，个人和企业无力承担。以20世纪对人类社会具有重大影响的原子能技术为例，1919年科学家在实验室里首次发现了原子核裂变现象，30年代后期纳粹德国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研制原子武器，最终一无所获。1942年美国启动“曼哈顿计划”后，组织了几十所大学、近百家科研单位、几千家各类企业参与，为此投入经费超过了50亿美元，而这对整个原子能事业来说只是个开始。近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其他知识产品也显示了同样的特征，最典型的如构成当今信息产业基础的计算机技术。美国于1946年制成了世界上第一台依靠指令实现机器自动运算的计算机，但直到70年代后才真正发展成为一项通用产品，而互联网的出现则是80年代末的事情了。有资料证明，从科学发现到技术发明、直至转化为生产力或具有实际应用价值的产品平均所需时间，18世纪为50-60年，19世纪为40-50年，20世纪这个时间明显缩短了，但仍需10-20年。（1）以上所说还只限于自然科学方面，事实上，就知识经济来说，社会科学的进步对人类的发展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而生产和运用它们所需要的时间和投资可能更多。这都说明一点，没有政府动员及相关投入支持，完全由个人或企业独立组织知识的生产与运用是无法想象的。 第二，知识生产是综合性的社会系统工程，从宏观经济角度看，个人和企业无法承担。在现实生活中，个人和企业可以单独实现一些技术或产品的发明创造，能够完成知识的实际运用，但是，知识作为客观事实和实践的系统阐述和总结，它对国民经济整体发挥基础性作用并不能通过某一项或几项发明创造表现出来，而是反映在自然和社会科学基础性研究和创造的重大突破上。18世纪末热力学的突破和运用，带动了以蒸汽机为代表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化学和电磁学在19世纪中叶的发展，导致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生产的巨大发展；20世纪原子能、生物技术、空间技术、电子计算机技术等一系列科技进步，造就了新的产业革命。与之相伴，管理学、经济学、社会学等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创新也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从本质上说，基础科学的进步来自整个社会知识的积累和创造，作为社会系统工程，它的成长只能由社会公共事务的组织者和管理者——政府来引导和促成。 第三，知识产品具有外部经济效应，个人和企业通常不愿意承担。经济学所说的外部经济效应，是指一个经济主体的活动对其它经济主体利益带来的影响，这种影响可能是积极的（正效应），也可能是消极的（负效应），通常情况下，公共产品生产大多具有积极的外部经济效应，这在知识产品上表现得尤为明显。知识有两个显著特点：转移的简易性与人类的共享性。通过教育、交流，知识可以很快从一个地方传到另一个地方、从一些人传给另一些人。许多人在享受同一类知识，但却不知道、也用不着向创造这类知识的人付费，这种情况在知识产权制度不断建立的今天仍大量存在。由此决定了知识生产很难直接计算成本与收益，而不能确定成本与收益的生产，个人和企业一般不愿意去做，需要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政府发挥其作用。 基于以上对知识公共产品性质分析，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现代社会政府在推动知识进步方面所起的作用越来越突出。不过，相同的愿望并不能保证导出同样良好的结果，现实情况是，世界上多数国家在促进知识经济发展上都表现得非常积极，但实际收效却有较大差异。究其原因，政府对社会经济发展趋势的预见能力及对科技发展战略的选择至关重要。 二、他山之石：知识经济需要有远见的政府 （一）美苏空间技术竞争，美国后来居上。 1957年10月，前苏联成功发射了人类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作为空间技术领域的重大突破，它标志着人类由此迈出了征服宇宙的第一步，全世界都为之欢欣鼓舞。而此时，身处大洋彼岸的美国却表现出极大的震惊和不安，刚从二战灾难中站起来的苏联，之前紧随美国爆炸了原子弹，这次又抢在美国之前把卫星送上了太空，这不仅意味着美国在高科技领域的绝对优势地位开始动摇，而且表明前苏联已经具备了挑战美国国家安全的能力。苏联卫星上天惊醒了美国：竞争的帷幕拉开了。 采取行动应对挑战是肯定的，但一开始，美国政府的“反应”令许多人不解：它未提出加快卫星研制的计划，而是向国会提交了一份《国防教育法》，申请每年增加拨款8亿美元支持教育事业，有意思的是，这一法案在国会表决时居然全票获得通过。 后来的发展证明了美国政府的深谋远虑：对一个大国来说，集中力量获取一两项科技成果并不难，但科技实力并不是一两项成果所能代表得了的，政府推动知识进步与运用的关键在于通过发展教育，不断提高国民的科技素质，打好了这个基础，才可能形成持续的竞争力。基于此，美国政府在教育科技上开始了“不惜血本”的投入。1950-1965年，美国的GNP增长了3倍，而对教育的投入增加了6倍，对科研的投入增加了15倍；在投入最高的1965年，用于研究与发展的费用竟占到GNP总量的9％，当年基础科学基金支持的项目58％给了大学。到60年代末，美国的高中入学率即达93％，大学入学率超过了50％。（2）一批又一批学士、硕士、博士源源不断地“输出”，加上宽裕的科研经费，科技实力的提升变得顺理成章。60年代后期，美国开始迎来“回报”：先是在火箭、导弹发射领域追上苏联，接着以“阿波罗登月计划”、航天飞机发射、大规模集成电路计算机设计与制造等一系列科技成就为标志，美国重新确立了世界科技发展的领先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