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8-10月，发生于广东的商团事件，既是孙中山入粤以来之“第一生死关头”（注：天仁：《混沌中之广州政局》，《香港华字日报》1924年9月19日。），也是中国国民革命直接汇入世界革命潮流所激起的巨浪。卷入事件的各方有孙中山及国民党、陈炯明、北京政府、共产国际［包括俄共（布）及中共］、港英政府、欧美工人等，其中共产国际与商团事件的关系是居支配地位的因素之一，它不仅规定和影响了这一事件的存在状态和演进路向，也赋予了该事件在中国和世界革命史上的某些特殊意蕴。遗憾的是，学界对此缺乏起码的关注，更没有专门研究成果问世（注：以往研究如亚·伊·切列潘诺夫著《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一个驻华军事顾问的札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吴相湘著《孙逸仙传》（台北：远东图书公司，1982年）、李玉贞著《孙中山与共产国际》（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6年）等，对莫斯科、鲍罗廷在商团事件中的某些活动有所论及。但总的来看，学界对共产国际与商团事件的整体联系以及它对中国国民革命转型及社会变迁的关键性影响，尚缺乏全面深入的探讨。同时，以往对商团事件的研究不仅存在过多的政治偏见及诸多史实舛误，且未将它置于国际大变局中来解析。本文旨趣即在弥补上述缺憾。关于商团事件研究的学术史，详见敖光旭博士学位论文“广东商团与商团事件：1911-1924——中国‘市民社会’的案例分析”（中山大学历史系，2002年）第1-3页。）。 风雨欲来 1920年代，随着莫斯科在欧洲推进世界革命的失败，推助中国革命的勃兴即成为其“征服世界计划中的主要步骤”（注：Maurice William,Sun Yet-sen Versus Communism，转引自台北中山大学中山学术研究所编《外国学者研究中山思想博士论文目录索引及摘要》（1993年，内部使用）第168页。）。“当时中国是苏联领导注意的焦点，不单纯由于有目共睹的地缘政治的原因”，更主要的原因还在于“中国的半殖民地状态，使这个国家成了尖锐的国际矛盾的关键环节，而中国国内的混乱局势则酝酿着大的爆发”，因此“苏联领导人千方百计地刺激中国革命的潜力”（注：郭恒钰、M.L.基塔连科等编《联共、共产国际与中国(1920-1925)》第1卷，李玉贞译，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7年，俄文版编者前言，第1页。）。国民党一大之后，“随着鲍罗廷取得在中国革命中的指导地位”（注：Allen S.Whiting,Soviet Police in China,1917-1924.Stanford:StanfordUniversity Press,1954,p.129.），广东成了“远东唯一飘扬着反帝斗争旗帜的地方”（注：维经斯基：《中国当前的政局》（原为单行本，莫斯科国家出版社，192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现代史研究室编译《维经斯基在中国的有关资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100-101页。），共产国际中坚持“远东路线”的人也赋予它越来越突出的战略使命。他们强调：“广东省作为革命的桥头堡，不仅对中国，而且对太平洋沿岸地区及各岛，都具有重大的意义”（注：维经斯基：《中国当前的政局》，《维经斯基在中国的有关资料》，第47页。）。 然而直到商团事件前夕，共产国际的战略转移依然是“宣传重于行动”（注：郭恒钰：《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9年，代序，第10页。）。“远东路线”要在共产国际内部获得普遍认同，从而实现由西方到东方的战略转移，就必须捕捉或利用某种契机。孙中山之是否皈依革命阵营固然是问题的关键所在，然而改组后的国民党依然令莫斯科大有恨铁不成钢之慨。时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李大钊认为，改组后孙的政策“仍是不明确不清楚的”，“他本人尚未找到自己真正的依靠力量”（注：李大钊：《中国内战蜂起，经济崩溃，帝国主义为减轻自身困难瓜分中国》，《莫斯科工人报》1924年9月13日，载朱文同等编《李大钊全集》第4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488页。）。鲍罗廷也啧有烦言：“有时我觉得，无论给这头老狼喂多少东西，他还是盯着‘自由民族’，他始终期待着以此来拯救中国。”他还抱怨说，孙“能谈论与我们的友谊，但同时又同美国或日本调情”。（注：《鲍罗廷的札记和通报》，不早于1924年2月16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以下简称《丛书》）第1卷，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第434、432页。） 至少在1919年，俄共（布）就制定了远东“总政策”，那就是“立足于日美中三国利益发生冲突，要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来加剧这种冲突”（注：《维连斯基－西比里亚科夫就国外东亚人民工作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1920年9月1日，《丛书》第1卷，第38页。）。“使用传统的‘分而治之’办法，以使蒙古反对中国，中国反对日本，以及亚洲反对西方”（注：Allen S.Whiting,Soviet Police in China,1917-1924,p.254.），最终确保俄罗斯的民族利益和世界革命的胜利，一直是莫斯科的既定方针。他们甚至担心列强对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做出让步，将导致“输出革命”和“阶级斗争”的破产，到那时会“两手空空，一无所获”。（注：《鲍罗廷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使团会议上的报告》，1926年2月15、17日，《丛书》第3卷，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第123、132-133页。） 1924年6月19日晚，安南总督梅兰于广州维多利亚大旅馆被刺，广州公使团就此照会广州政府，要求制止反对外国人的活动。加拉罕一面“电慰孙中山和廖仲恺”，一面指示鲍罗廷充分利用广州反对沙面“新警律”事件，扭转国民党“在反帝鼓动宣传方面做得太少”的局面。他在给鲍罗廷的信中说：“各公使致函广东省长一事，应予大造声势。我写信给孙中山就是为了此事。我想您与廖关系很好，您不难影响和启发他写出更为有力的文章”，“如果孙中山回函对此电报做出反应，那就可以用来广为宣传”。（注：《加拉罕致鲍罗廷的信》，1924年7月12日，《联共、共产国际与中国(1920-1925)》第1卷，第413-414页。）遗憾的是，孙并未“回函对此电报做出反应”，利用“新警律”事件掀起反帝浪潮的计划遂无从实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