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显示了中华民族的伟力，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这种历史性变化撑硬了国 民政府的腰杆，促其加紧外交上的努力，去寻求中国的大国地位。一方面，它重新同美 、英交涉，准备废除不平等条约，以谋求中国在法理上的平等地位；另一方面，则是以 大国姿态出现在国际舞台上，施展中国对国际事务的影响。国民政府在外交上的这些努 力，顺应了中国国际地位水涨船高的趋势，同时也增进了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了解，为中 国获得大国地位创造了条件。 一、国民政府对历史机遇的把握 大国一般是对国际事务能够发挥强有力影响的国家。它必须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 面具有相应的实力。近代以前，中国是一个传统大国，鸦片战争后国际地位一落千丈。 列强的入侵，不平等条约的束缚，使中国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要恢复中国 的大国地位，首先必须废除不平等条约，争取民族独立。抗日战争正是这样一次伟大的 革命运动，国民政府审时度势，把握了这种历史的机遇。 应当说，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工作，以往的北京政府和后来的南京国民政府都做出过努 力，象实行关税自主的政策，使意大利、比利时、丹麦、葡萄牙、西班牙、墨西哥等国 废除或无条件放弃领事裁判权，收回镇江、汉口、九江、厦门、威海卫的英租界或租借 地，以及天津的比利时租界。在这些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国民党于1937年2月召开的五 届三中全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关于废除在华领事裁判权，应由政府向有权各国交涉 早日实现，以维护我国法权之完整案》，(注：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 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册，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449页。)以加速这项工作的进 行。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国民政府曾一度搁置废约问题，意在利用英、美与日本在这 个问题上的矛盾，以争取英、美，孤立日本。西方学者韦斯利在分析这个问题时指出， 日本侵略满洲和整个中国，使解决领事裁判权的问题比以前更加困难，这是中国推迟撤 销外国领事审判的主要因素。日本入侵后不久，明显的是外国租界在其保卫范围内对中 国具有很大的价值，它不仅成为避难所，而且还是经济力量的中心。外国居民的存在， 当时还起到了制止日本军事活动和日军所制造的残暴事件的作用。(注：(美)韦斯利R· 费塞尔：《在华领事裁判权的结束》，加利福尼亚大学1952年英文版，第216页。)这是 符合中国当时的实际考虑的。然而，这不过是权宜之计。一方面，随着日本侵华的扩大 和深入，这些租界相继落入日军之手，不可能再为中国所利用；另一方面，既是权宜之 计，国民政府也没有放弃废除领事裁判权问题。特别是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特别是轴心 国集团的逐步形成，中国与英、美结盟的趋势日益明显，而且中国因持久抗战也声望日 隆，再允许存在英、美与中国的不平等关系显系不宜。美、英主要是美国考虑到这种形 势，曾明确表示要废除不平等条约。1940年7月19日，美国代国务卿萨姆纳·韦尔斯( Sammner Welles)发表声明，他在回顾九·一八事变后美、中关于废约问题谈判因中日 关系而一再耽搁后，指出：“美国政府的既定以及希望是，遵循法律程序迅速与中国谈 判和订立协议，只要时势许可即可放弃其治外法权以及其他所谓的‘特殊权利’，这些 都是美国和其他国家通过国际协议在华拥有的。”(注：《美国国务卿关于美国放弃在 华治外法权的政策的声明》，张玮英等译：《美国外交文件》，日本卷1931-1941年，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中文版，第437页。)关于其动因，韦利斯揭示说：“英、美 政府不得不考虑的不仅是中国事业上的功效，但更重要的是其国民的福利。进一步说， 作为负责任的政府，它们在制定政策和行动方针时必须对公众意见给予适当考虑。尽管 这两国的公众关心其在华公民的福利和安全，但他们(特别是美国人)对中国人的志气表 示极大的同情，并情愿且普遍地向他们的政府施加压力以使其满足中国的热望。”(注 ：《在华领事裁判权的结束》，第220-221页。)这一分析应当说是客观而深刻的，抓住 了美国自身利益这一对外政策的关键点。出于这些考虑，美、英表示要废约，但又说要 等到战事结束以后。国民政府起初并未对此提出异议，只强调要废除不平等条约。象19 40年10月10日，驻英大使郭泰祺在双十节演说中“提到中国在国际新地位，盼英美今后 以平等与我合作，勿再视中国为穷亲戚”。(注：郭泰祺致蒋介石密电(1940年10月22日 )，《民国档案》，1990年第2期。)1941年4月，国民党中央又密电已任外长的郭泰祺， 要他经美回国时，“向美政府提请缔结中美平等新约，废除现有条约束缚。实行之期， 不妨俟诸中日战争结束之后。用意在壮吾人今日之声势，而增高他日之国际地位。”( 注：郭泰祺致胡适电(1941年4月20日)，转引自《中国外交史1911-1949》，第543页。) 5月26日，郭泰祺致函美国国务卿赫尔表明此意。这是国民政府在抗战期间重提废约问 题的开始。5月31日，赫尔复函郭泰祺，表示非常欢迎他来访，并说：“美国政府仍将 一如既往继续采取措施以适应中国调整中外关系不正常状况的愿望，美国希望在和平条 件再次具备以后，与中国进行谈判并达成协议，尽快放弃美国和其他国家通过条约在中 国长期拥有的某些特权。”(注：《美国国务卿致中国特命外交部长(郭泰祺)》，《美 国外交文件》，日本卷1931-1941年，第438页。)赫尔在这里传递了三条信息：一是美 国愿意通过废除旧约与中国改善关系；二是这要等战后而不是立即进行；三是废除的是某些特权而不是所有的。实际上，美国想废除的只是领事裁判权，远不可能实现中国的 期望值，这就已经预定了后来中美、中英谈判之效果的局限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