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03)06-0062-07 再次，从团体的约束和效忠(领袖)意识看。地方集团产生于地域认同，又高于这种认 同。它不仅具有自身内在的规定性，不允许个体成员有违背团体的言行，而且必须形成 强制认同的约束机制，否则，就不成其为团体。而地方集团的领袖则是集团的浓缩和人 格象征，所以，认同团体、忠于团体则集中体现在效忠领袖上。地方团体的领袖多为个 体，少有集体数人者，亦必以一人为核心，新桂系集团即是后者的典型。20世纪三四十 年代的地方领导人在强调团体的精神整合、组织维系的同时，也要求团体的成员效忠团 体及领袖，不允许团体内有派别组织存在，认背叛团体为大敌，并予以严厉制裁。 南京政府时期，在统一的局面下，维系团体，约束成员，实属不易，各地方集团的首 脑人物无不竭尽全力而为之。1928年4月，陈济棠对所部教导队大谈“人生观”，冀求 成员“要有团体化的行为，……要受团体的约束”，“要有抵抗恶环境的能力”。[7]( P17-18)一向以尊孔著称的何健则以儒家的忠孝观念来诱导成员效忠于他，鼓吹所谓“ 敬长爱国”论。他说：一个人“能够展其才能，成就事业，以为父母兄弟光辉的，全是 长官提携力量，长官所代表的，是国家的职官，不是他一个私人的行为，敬长即所以敬 国，爱长即所以爱国”。[46](P153-154)并强调：“就官厅说，代表国权全部的，固然 是君。即代表国权之一部，而为上级长官的亦是君。凡相对低下一级或数级的都是臣” 。[46](P170-171)臣忠君，天经地义。何健把效忠团体领袖神圣化，可谓发挥了其“特 长”。而抗战使一些地方军队或脱离“本土”，或离开“长官”，更令这些长官着实不 安。1938年8月，龙云“训诫”第二批出滇抗战的所部官兵说：“本司令长官再将平日 告诉你们，望诸位牢记在心，躬行实践。”共六条，其中最后两条都是要求滇军效忠“ 本省长官”。即“认识国家领袖，服从本省长官”；“认清国家领袖，信仰本省长官” 。[47]其意甚明。 积极诱导，消极防范。地方首脑们都坚决反对团体内的派别组织活动和成员背叛团体 与领袖的行为，视为死敌，甚至无限拔高。1928年4月，陈济棠在对所部教导队的另一 次讲话中指出：“官长出身的地方，各有不同，不可有派别之思想，第四集团军是整个 的，不能有派别之分，如果有这种行为，就是反革命”。[7](P23-24)1932年李宗仁对 所部警卫团和炮兵营官兵发表讲话，总结“武汉失败”的教训说：“我们过去在武汉失 败，就是因为李明瑞叛变，他只图他一个人升官发财，不惜牺牲团体，不但我们团体受 了很大打击，就是我们国家民族的生机，也给他毁坏了不小。假使当时李明瑞不叛变的 话，毁党祸国的独裁者，不是老早给我们赶走了吗?哪里会有连年的内战?没有内战，张 学良也不会乘机入关，而东三省或者也不会这么容易给日本人占领去!可知道不忠于团 体的人，实在是革命的大敌，国家民族的罪人!”[6](P110)本已事过境迁，李氏却还咬 牙切齿，胡乱联系，无限上纲，其意当然不在发泄对背叛者的忿懑，而在警示现成员。 20世纪40年代初，新桂系集团与CC系在安徽的争斗达到白热化，CC系攻击新桂系掌握的 安徽省政府“腐败”、“开倒车”，并极力拉拢、分化新桂系在皖成员。对此，时任第 五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安徽省主席的新桂系大将李品仙既惋惜又气愤。他对属下说：“到 目前为止，还有极少数的分子，被麻醉引诱，立不足脚跟，盲目地跟别人乱走，深为可 惜，这不仅是团体的损失，亦是抗战的损失”，并谓：“我们有我们的长官，有我们的 政府，我们须绝对真诚拥护政府，如果我们政府，不抗战，真的‘开倒车’的话，那或 者可圆其说，可是事实证明，我们政府还在坚决抗战，却轻信人家的谣言，盲目地放弃 立场，干事脱离团体，违背抗战的勾当，那简直不智之极。”[31](P385)在这一问题上 ，阎锡山的认识和态度似乎更为明确。1939年9月，他在一次历行的“清晨讲话”中指 出：“自由主义与派别组织，是统一意志与集中组织的绝大障碍。……绝不相容，我们 为了巩固革命组织，……必须严格执行铁的纪律，彻底铲除自由主义，并制止一切派别 组织的活动，绝不容任何派别组织来分散整个革命团力，以维护意志统一的集中组织。 ”[48] 为此，各地方集团多以制度的形式约束成员，从“法律”上规定成员对团体及领袖绝 对效忠和严惩背叛者。这多体现在集合团体中高级干部的核心组织的制度中。如新桂系 集团的秘密核心组织——“中国国民党革命同志会”的入会誓词是“会员×××誓以至 诚，……恪遵本会会章，严守本会秘密，实行本会一切决议案。绝对服从领袖命令，效 忠团体。如违誓言，愿受最严厉之处分”。[49](P33)刘湘的军人核心组织——“武德 励进会”的入会誓词即“余誓以至诚拥护会长，忠于团体，服从命令，遵守纪律，严格 保密，努力工作，如有违反，愿受……”，[45](P191)“愿受”以下由入会人自己填上 所甘受的惩罚，多为“枪毙”、“杀头”。阎锡山的铁军组织的制度则较之复杂。“誓 词”中即有“用铁、血拥护会长阎伯川先生……与组织共存亡”等语，此外，还有稍有 越轨就处死的“纪律”。[44](P286)而阎氏对其“民族革命同志会基本干部”规定的“ 五要”制度，更为严厉，甚至是恐怖。“五要”包括“条件”、“约束”、“纪律”、 “信约”和“自誓”。其中，“纪律”又分成“甲”、“乙”两种；“信约”规定“终 身不脱离组织”，“不得会长特许，绝不参加其他任何政治团体”。[44](P186-295)这 充分反映出阎氏的团体约束和效忠(领袖)意识走向极端化。他的心腹爱将赵承绶对续范 亭的一番话道出了阎氏这种极端的心理。赵尽管同意续的“抗战到底”主张，但又说： “阎长官有任何命令，我们还得服从。我们是脱离不了山西这个小圈子的。”[50](P30 4)由此不难看出，团体的约束和效忠(领袖)意识应是团体组织意识的归结点。无论是团 体的精神整合，还是团体的组织维系，最后都要落实在团体成员对团体的主动或被动认 同即效忠上，如此才可以发挥团体的力量，继而上对抗中央，下控制地方，否则，一切 将毫无意义。 总之，“凡是一个集团，对外走向统一，同时对内即走向分裂，倒是对外竞争，往往 加紧了内部的团结，这是一个公例”。[51](P472)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地方集团的团体组 织意识的强化，正是他们对抗蒋介石的中央以及来自各个方面的威胁，维系其独立性的 反映。 民国一代两大历史阶段，省区独立和半独立意识的差异性是显而易见的。20世纪一二 十年代，以省“自治”、“自主”和“联省自治”为号召，以西方政治学说中的联邦论 为理论奥援，在南北对抗的政治格局中，张张扬扬，理直气壮；20世纪三四十年代，则 与中央分争孙中山遗下的理论资源，引为旗帜，在以“地方自治”和“建设”同中央对 抗的同时，更注重集团自身的内聚及对地方的控制，有时虽不见得轰轰烈烈，但却实实 在在。同时，即使是同一历史阶段，不同的地方集团，这一意识亦不尽相同，这正是历 史的复杂性和多样性的体现。如新桂系集团和阎锡山集团的这一意识就有着明显的区别 。当然，从根本上说，民国一代的两大历史阶段的省区独立和半独立意识是一脉相承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