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03)05-0058-09 地方主义极端化的发展无疑是民国政治与社会的一大特征，学术界对民国地方主义的 研究近年来虽取得可喜的进展，但与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复杂性和学术价值相比，总体 上仍显薄弱。窃以为，地方主义可从思想观念和政治行为两方面考察，而思想观念又可 分为地方心理观念和地方政治意识两部分，地方心理观念是地方主义的社会意识的内容 ；地方政治意识则是地方主义的政治意识的内容。关于民国时期地方心理观念问题以及 民国地方主义的学理分析、政治行为、成因、历史定位等，笔者都已有专文讨论。本文 拟在此基础上，对民国时期地方政治意识作专门研讨，不妥和疏漏之处，祈请指正。 一、民国时期的地方政治意识及其形成 一般认为，政治意识是指政治行为主体关于国家政治制度、政治生活以及国家、阶级 、社会政治集团及其相互关系问题的观点、思想和理论的总和。它包括掌握国家政权的 阶级或政治集团的主导的政治意识和其他被统治阶级、政治集团等非主导的政治意识。 通常情况下，掌握中央政权的阶级或政治集团和控制地方政权的阶级或政治集团的政治 意识是基本一致的，是他们的阶级性、阶级或集团利益和意志一致使然。 民国时期的地方政治意识，是指控制地方政权的地方集团及其代表人物在国家政治制 度、政治生活尤其是国家的构建、中央与地方权力和利益分配以及重大政治问题上的观 点和主张。它是与中央集团主导的政治意识相对立的体现地方集团根本利益的一种独特 的主导的政治意识，是中央统治集团与地方统治集团利益与意志矛盾长期得不到根本解 决的产物。其内容可分为：与中央对立意识、“自治”和“自主”意识(亦可称为省区 独立和半独立意识)、自保和扩张意识等。 大体说来，近代以来的地方政治意识萌芽于19世纪五六十年代，形成于20世纪初。古 代中国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上，“大一统”是惟一的政治意识，在这一政治理念中，中 央是“内”，是“干”，地方则是“外”，是“枝”，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的当然原 则是“内重外轻”，“强干弱枝”，更不容有独立的地方政治意识的存在。在表面上， 一般情况下可谓是地方自我无意识。“而实际上，君主对于各省，也并未真能做到集权 ，所谓集权者，只是对于地方长官之略施监督而已，地方上的事，还是如俗谚所谓：‘ 天高皇帝远’，无从为君主过问的”。[1](P522-523)“天高皇帝远”，在百姓脑中是 一种地方观念，在封疆大吏心理何尝不是一种地方政治潜意识呢?每当中央王权衰微之 时，这种潜意识就外化和凸显。 近代以来，特别是太平天国运动爆发以后，在内忧外患交相攘扰之下，清政府的中央 权威遭到空前的打击，伴随着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汉族地方军事政治集团的崛起 ，“外重内轻”局面形成，地方政治意识亦初显，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曾国藩消极对待 清政府的“勤王”令即是一例证。到清朝末期，即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央王权愈加衰 微，地方军事政治集团更加壮大，加之亡国灭种的危机和西方政治思潮的涌入，在清政 府的改革、立宪风潮和民族主义的喧嚣中，以省为中心的地方政治意识已公开地出现于 政治生活之中。诚如1902年欧榘甲在《新广东》一文中所疾呼：“鄙人敢有一言，奉告 诸君，必梦寐思想，时刻不忘，乃可以树起自立之精神者，则曰广东者广东人之广东也 ，非他人之广东也。……广东人实为广东地主，则广东之政权、财权、兵权、教育权、 警察权、铁路矿山权、土地所有权、森林权、海权，莫不宜操而自理之。”并谓：“我 之倡一省自立，以刺激各省自立之心，为各省自立之起点耳”。[2](P287-310)进入民 国以来，地方集团在反对袁世凯北洋军阀与蒋介石集团的中央集权、“统一”和独裁的 斗争中，其地方政治意识得以进一步普遍化、深刻化。 二、与中央对立意识 所谓与中央对立意识，是指掌握最高级地方政权——省的地方集团将中央政府及其统 治集团置于对立的地位而产生的抵触情绪和反抗意识，主要指在国家构建的基本理念上 地方与中央的对立。单一制国家的地方，“在宪法上无堂堂正正反对中央之权”。[3]( P758)尤其是大一统观念极其发达的中国，地方是中央的附属物，一切听命于中央，其 合法性完全由中央来认可。在中央与地方关系中，地方始终处于被动和从属的地位。这 就决定了独立的地方政治意识首先必须反对中央，与中央对立意识成为地方政治意识的 基础理念，亦是其第一理念。 古今中外的政治史表明，一个国家政治重建的伊始，新的国家权力分配与新政权的稳 定及新的中央权威的重塑，关系尤为重要。在民国一代两次大的国家权力转换的历史关 头，国家权力的分配均出现了严重问题。无论是北洋军阀的袁世凯、段祺瑞、吴佩孚诸 辈，还是国民党的蒋介石集团，作为民国一代两大历史阶段的中央统治者，他们均不愿 面对现实、面对时代，而一味从传统政治中寻找治国之术，高举“大一统”的中央本位 理念，追求极端的中央集权，甚至是帝王的权力，对所谓地方异己力量不惜施以种种压 迫，直至诉诸武力。同时，两大阶段中央统治者的私心自用，也使中央政治走上反动、 腐败之路，从袁世凯、段祺瑞、吴佩孚等的复辟、毁法、卖国到蒋介石的独裁、内战， 对日屈辱妥协，使新的中央权威无从塑造，为地方集团反对中央，甚至是否定中央提供 了有力的口实。所以，陈布雷说地方“认为中央为自身以外之对体”时，[4]应在前面 加上“中央认为地方为自身以外之对体”才完整并符合实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