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乡村革命研究中的叙事困境

      在革命史学的编史学范式下，革命曾成为近代中国史的中心事件。基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定论，“三座大山”的社会矛盾论也成为革命编史学的基本理论前提。就农村社会而言，地主阶级土地所有制自然成为革命的对象，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根本任务也就在于土地革命。而李泽厚、刘再复的“告别革命”论（注：参见李泽厚、刘再复：《告别革命》，天地图书出版公司，香港，1993年。），作为一种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其背后隐含的现代性价值关怀当然不能否定，但任何严肃的实证研究都不会轻易同意这样的价值预设。在那里，革命不是作为一种社会实践，仅仅是作为一种话语存在的，革命在价值层面被悬置了。近年来，在实证取向的社会史研究中，革命也被边缘化了。周锡瑞(Esherick)认为，在现代化范式中，革命对于目前的中国已经不那么重要了，探求革命的社会起源对于那些想理解过去的人们仿佛就不太重要了；当然，也应该摆脱那种以革命为主题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但是，“在使革命脱离中心的过程中，我们不应该忘记它，或把它当作某个碰巧一起来祸害中国人民的外部事件”（注：周锡瑞：《把社会、经济、政治放回20世纪中国史》，《中国学术》第一辑，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202页。）。实证取向的社会历史研究文本虽然没有那么鲜明的价值预设，但将革命从20世纪中国历史的中心移开，与历史事实也有很大偏差，毕竟革命在20世纪中国社会历史进程中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

      在我看来，“革命”研究面临着诸多的叙事困境，如“革命”与“现代化”叙事的两难，革命研究中的官方表达与实践逻辑的背离，地主与农民的对立，国家权力与村落社会的二元解释，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先看“革命”范式与现代化范式的二难困境。在中国史学界，可以说自20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史大论战以后，革命史学曾成为近代中国史编史学的主流范式，革命成为近代史的中心事件。而近年来兴起的现代化范式却从对立的另一极做出了对中国革命的否定性解释，革命被边缘化了。对土地改革的研究就充分显露了革命与现代化范式的两难境地。在革命史学的解释体系中，土地改革的积极意义被凸显，如韩丁(William Hinton)的名著《翻身》，将土地改革描绘成世代受经济盘剥和文化压迫的农民翻身求解放的史诗性事件，而Edward Friedman、Paul Pickowicz和Mark Selden所著《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Chinese Village,Socialist State)（注：《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Chinese Village,Socialist State)一书英文版由耶鲁大学出版社1991年出版，中文版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于2001年12月出版。）一书，其结论则是土地改革及其后的集体化不但没有解放农民，给贫苦农民以权力，反而将乡村中的权力交给了地痞和懒汉，即是说，革命并不意味着被压迫者对压迫阶级的胜利，而是使中国社会的不良分子得以掌权，且使潜存于中国文化中的恶劣习性与态度泛滥成灾。德里克(Arif,Dirlik)认为，在美国汉学界，研究中国近代历史的学者存在着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即不能“含融贯通旧的中国近代史解释，甚至不愿正视它”。具体到《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这本书，该书的作者们的研究目的之一是，对在美国汉学界有较大影响的《翻身》中所描写的有关中国土改的历史进行质疑。韩丁的描绘显然是理想化了，然而，任何一部质疑其陈述的著作在提供自己的新分析的过程中，应当会对其描述作明确的剖析，指明其错在何处。《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罕有提及韩丁的记述，却径直越过去，给出自己的理解（注：参阅［美］德里克(Arif,Dirlik)《革命之后的史学：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当代危机》，《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5年春季卷。）。何以革命范式与现代化范式在对同一社会历史现象的解释中会出现二元对立状态？可以说，两种解释都存在一个问题，即革命范式和现代化范式均是一种价值体系，以此为价值预设的历史解释只能是以价值判断代替事实判断，历史事实似乎成了编史学框架可以随意型塑的材料。我们看到的并不是两种截然相反的历史事实，而是两种绝然对立的价值理念对历史事实的歪曲反映。

      “革命”范式固然带有较为强烈的阶级意识，而“现代化”范式则搬用西方社会的现代化经验，并以西方社会价值体系为参照系来比附中国近代社会历史发展进程，明显带有资本主义“文化霸权”的叙事方式。问题的关键在于，要跳出这种非此即彼的形而上学思维模式，寻求一种更加科学的解释策略，以此摆脱这一困境。当然，也不应夸大“革命”叙事和“现代化”叙事的对立。从革命和现代化的关系来看，中国的学者可能大多认为两者并不是矛盾的，是可以统一起来的，即革命促进了中国的现代化，现代化是中国革命的目标。我们从表面或者宏观的角度来看，似乎没有任何问题，革命的历史社会学的宏大叙事可以为此提供解释。但如果深入到一些细微的具体问题上，两种宏大叙事的困境就凸显无疑了。例如在农村“土改”和合作化的问题上，虽然我们一般都承认“土改”是中国社会结构发生重大变革的一件大事，是一场确确实实的革命，但在“土改”和合作化过程中由于中国各地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性，包括文化、经济的各个方面，这些改变生产关系的措施并没有带来现代化的直接后果，原因就在于它们与党的其他教条主义的理念结合在一起，如反对市场网络的观念，最后使农村的现代化停滞不前（注：参阅陶鹤山《范式创新与终极关怀——评〈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一书》，载复旦大学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编《近代中国研究集刊》第二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

      从历史观的宏大叙事视角，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革命与现代化的辩证关系，但毕竟不能从方法论上整合“革命”范式和“现代化”范式的两难困境。杨念群认为，近代中国史编史学并未出现如德里克所说的从革命范式到现代化范式的根本性转变，只有可能存在一种并列或重叠的解释关系，只不过各自突出诠释的是中国近代社会进程的不同侧面罢了。所以，中国学研究地方史与社区研究的微观取向也只是对革命解释宏大叙事的一种扬弃，可以此为契机构建“中层理论”体系（注：参见杨念群《中层理论——东西方思想会通下的中国史研究》，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98页。）。是否可以构建“中层理论”还需讨论，但这一认识问题的思路应是可取的。宏大的历史社会学叙事如能融入微观的社区分析中，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整合革命叙事和现代化叙事的两难困境。李康根据自己的研究经验，认为：“在研究共产党的组织动员对农村革命的作用时，不能泛泛地谈意识形态和国内外局势，不妨对党在实施动员时逐步摸索出的一些具体技术细加考究。可以研究这些技术的创造、示范、推广、演变，研究上级、具体执行者和群众之间在这些技术方面彼此作用的过程”（注：李康《西村十五年：从革命走向革命——1938～1952，冀东村庄基层组织机制变迁》，“附论”，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99年。）。这样的微观研究很难说究竟是属于革命叙事还是属于现代化叙事，只能说这一研究策略突破了上述两种叙事的价值预设，真正从革命的发生学机制上去解释其由以发生的内在逻辑。正如周锡瑞所说，真正的革命的发展似乎是一个更具条件的过程，它需要在自己的权力范围内受到检验（注：Echerick,J.1998,Revolution in a Feudal Fortress:Yangjiagou,,Mizhi County,Shanxi,1937～1948,Modern China,Vol.4:PP.368～370.）。